澳大利亞教育體系由公立和私立兩大類學校及機構組成。澳大利亞受教育的人口比率位居世界前列，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成人完成了高等教育。
函授教育和校外教育(external education)不僅包括職業教育和大學學位課程， 還涵蓋了學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各個層次。
二零零零年，澳大利亞各大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約爲二十八億澳元，占澳大利亞在這些研究領域總支出的三分之一。
最近二十年來，來澳學習的留學生人數顯著增長。
融入澳大利亞
然而，置身一種新的文化，適應一種不同的教育體制絕非易事，特別是對於那些十幾歲的青少年或是第一次遠離家門的學生來說，更是如此。一位來自東南亞的學生這樣描述她初到墨爾本大學時的感受：
“你要針對這裏的氣候、文化、功課負擔和教學方法作出調整。還要交一些新朋友，這讓人感到壓力很大。”
蒂姆·彭霍爾，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留學生及學者服務中心
不過，她說現在自己已經適應了這裏的生活，而且過得很快樂。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一個國際大都市。 這正是我到這裏所要追尋的。 這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同我的國家相比，這裏很具有包容性，不會輕易評判別人；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教育商業化
並非人人贊成“教育國際化”的理念。社會學家鮑勃·康奈爾曾執教於澳大利亞、美國和歐洲的多所大學，目前是悉尼大學的教育學教授。他希望澳大利亞將教育視爲一種“輔助手段”，而非一種“商業行爲”。
“如果我們把教育定位成交易，那就偏離了文化交流這一主題。還是有很多人願意慷慨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關鍵是我們能否建立有效的機制來實現人們的願望。”
目前，教育是澳大利亞的第八大出口産業。在有些大學，留學生所繳學費已占學生繳費收入總數的一半以上。
有人歡樂，有人愁
一九八五年，澳大利亞的大學首次獲得許可，可以自主決定留學生的收費標準。諸如西蒙·馬爾吉森教授這些專門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認爲，大學經費日益依賴于海外學生，而政府也減少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這兩種現象絕非巧合。
“一九九零年，澳大利亞大約有一萬兩千名留學生；而現在，留學生數量增加到約十萬名。大學的收入也隨之增加。現在學校收到的費用中，每十澳元就有大約一澳元是留學生繳納的。這必然會導致政府進一步削減教育經費。”
削減教育經費導致公立教育的規模逐漸縮小。這一點在澳大利亞廣大內陸地區表現得最爲明顯。
如果你家住在鄉村，要考取並就讀于城裏的大學，其困難程度不啻於一場戰鬥。
比爾·賈布林是維多利亞州高爾本河谷謝伯頓市的市長，這是一個以集約農業和園藝業爲主的地區。
“供孩子在二百公里之外的墨爾本上學對於這些家庭來說十分困難，開銷實在太大。沒有定時的公共交通設施。火車倒確實有，可是光單程就要兩個半小時，你總不能爲了上一門課每天都來回奔波吧？”
即使能在城裏讀書，畢業之後他們會發現，他們需要的或者是想做的工作只有城裏才有。
高科技經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人均産出的增速超過了其他發達國家，而通貨膨脹率和銀行利率卻在三十年裏一直保持最低水平。
同時，以農業、礦業和製造業爲主的經濟形態加速向高科技經濟轉型。
代表“新興經濟”的電腦相關産業開始在悉尼和墨爾本周邊居住區蓬勃興起。
亞曆克斯·坤在一家總部設在墨爾本的生産高速光學網路設備的公司工作。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數碼時代雇員的典型代表。
“目前，公司正集中全力在亞洲市場推廣産品。我的工作就是在這些産品面市前幫助他們進行檢測，以及負責公司內部的網路運轉。”
與他的許多同齡人不同，亞曆克斯小時候並沒有接觸多少電腦。他出生在柬埔寨，在孩提時代與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亞。
“對於我父母來說，他們的選擇有限，不是做工，就是務農。而我們這代年輕人能夠上大學，而且有希望擁有更美好的未來。這是資訊時代，一切都有可能。”
機會不均
雖然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電腦類和管理類工作崗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但是卻很難再找到二戰後那些年裏爲數衆多的工廠全日制工作了。
而且，近年來，就業機會的增長點主要是兼職工作和臨時工作，而不是全職工作和永久性工作。
這對那些想購房以圓其“澳大利亞家園夢”的工人來說，取得銀行貸款更是困難重重。墨爾本大學地理學家凱文· 奧康納認爲，目前就業增長情況很不均衡。
“現在大家看到的情況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況差不多，待遇差的製造行業都集中在鄉鎮或小城市裏，而真正吃香的工作仍然集中在大城市。”
那些遠離大城市、居住在中小城市或農村地區的居民，別無他法，不知如何才能爲當地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這些年來，人們目睹了礦產品、羊毛、小麥和牛肉等澳大利亞傳統出口産品的價格與電腦和電視機等進口産品相比，下降了不少。
這種反差令人瞠目：如今，賣出一噸原煤只能買回兩張光碟，而兩噸小麥也只能換回一部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