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第一集：寄自南方大陸的明信片
（音樂： “上班族”（Men at Work）的“南方大陸”（Land Down Under））
蘇·斯拉梅（Sue Slamen）：
大家好，我是澳洲廣播電臺的蘇·斯拉梅。就像“上班族”（Men at Work）這支蜚聲國際的澳洲樂隊把一曲“南方大陸”（Land Down Under）推向世界一樣，我們也要帶給您一個全新的欄目“今日澳洲”（Australia Now），歡迎您收聽我們的節目， 同我們一起探索發現這片南方大陸。
在這個系列節目中，您將瞭解到如今澳大利亞人的工作學習情況、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那麼在人們的心目中，澳大利亞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旅遊業的廣告宣傳在很大的程度上引導和影響了人們對澳大利亞的看法，因此我們也將這個節目稱為“寄自南方大陸的明信片”（POSTCARD FROM DOWN UNDER）。
澳大利亞是旅遊目的地——我們要像推銷所有其他品牌產品一樣將澳大利亞推向世界。
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
澳大利亞這一品牌的真正精髓在於澳大利亞人所說的與生俱來的自由精神，突出展示了澳大利亞是一個年輕、充滿活力的旅遊目的地：新事物層出不窮，讓你可以有所作為。各國遊客來到澳大利亞，體驗真正的澳大利亞生活。他們會發現，與歐洲、亞洲或美國的生活相比，自由在澳大利亞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
蘇·斯拉梅：
傑夫·賈維斯一直從事旅遊市場開發工作，目前擔任墨爾本莫納什大學旅遊專業研究生課程的負責人。我採訪了傑夫·賈維斯，問他吸引海外遊客來澳大利亞最有效的宣傳活動是什麼。
傑夫·賈維斯：
我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保羅·霍根（Paul Hogan）的系列宣傳片。
蘇·斯拉梅：
傑夫，我得打斷你一下，因為有些人不知道保羅·霍根是誰或者根本沒有看過他演的那些著名的電影和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其實，我們真地覺得這些表現澳大利亞人滑稽可笑的形象都很老套。能否請你先介紹一下保羅·霍根和他的宣傳片呢？
傑夫·賈維斯：
保羅·霍根真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其實他以前只是悉尼港灣大橋的一個油漆工。
蘇·斯拉梅：在現實生活中，他以前就是幹這行的。在澳大利亞，如果做一件事要花很長時間，我們就開玩笑說這是在給悉尼港灣大橋刷油漆呢。你剛油漆完整個大橋，就得回到橋頭，又重新開始刷。
傑夫·賈維斯：
是啊，在他的表演天才被發現之前，他幹的就是這行。之後他製作了一個電視節目，這個節目在澳大利亞十分成功。我覺得我們很幸運，因為在80年代初期我們能夠由保羅滅N根來製作系列宣傳片，成功地在海外對澳大利亞進行了宣傳，這就是有名的“燒烤蝦”（shrimp on the barbie）系列片。這是第一批電視廣告系列片，被收錄到了世界廣告名片錄中。
（插播保羅·霍根的宣傳片）
保羅·霍根：
我這裏還有幾點要提醒你——首先，你的衣服會被打濕，因為澳洲四周環水。而且你還要學會在和人打招呼時說“天兒真好”，因為在澳大利亞，每天都是好天氣，所以你要說“保羅，天兒真好啊”，“親愛的，天兒真好”，等等。當然，你還得習慣當地的一些風俗，比如在餐廳裏曬太陽浴，玩橄欖球時不帶頭盔，還有把所有的人都叫成“夥計”，“謝謝你，夥計”，“她是個不錯的夥計”。除了這些，就像澳大利亞人常說的“別擔心”，你會在澳大利亞度過你一生之中最美妙的時光。我們和你們講的當然是同一種語言，不過，你們這些人的口音有點怪。在你迫不及待趕去預定澳大利亞之旅之前，請先撥打這個免費電話，你可以得到一本免費的澳大利亞度假指南。快來吧，到澳洲來，學會說“天兒真好”吧，我這就在燒烤上為你多加上一隻蝦。
蘇·斯拉梅：
保羅·霍根邀請人們來一同品嘗燒烤蝦，充分表現了澳大利亞人對戶外生活的熱愛。他們可以在自家花園裏、海灘上或者是遙遠的鄉村野外，也就是他們稱作為的“內陸”的地方，做出一頓豐盛大餐。
保羅·霍根還在兩部在世界各地上映的電影中，扮演了一個澳大利亞內陸捕鱷者的喜劇角色。另外，還有一部電視連續劇“飛行醫生”（The Flying Doctors），講述了一群醫生常年乘飛機長途跋涉，到邊遠地區為病人出診的故事。這些電影和電視片都表現了澳大利亞內陸的生活。
傑夫·賈維斯：
當然，澳大利亞的海外形象，特別是在美國的形象，一直受流行文化影響。我最近在斯堪的那維亞地區的國家做了一項研究，在那裏，流行文化也是塑造澳大利亞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說來你可能都不信，咱們這兒八、九十年代講皇家飛行醫療服務的電視連續劇“飛行醫生”，現在瑞典還在每天播放呢。瑞典人眼裏的澳大利亞也和電視裏的形象密切相關。流行文化在開拓市場方面很重要，在美國和英國市場尤其重要，這樣看來保羅·霍根對在美國推廣澳大利亞形象貢獻不小。
蘇·斯拉梅：
哎，我也曾經打算做一些這方面的調查——因為莫納什大學有大概六千名海外留學生和三百名交流學生，他們不管在這兒學習一個學期還是一年，都會在學校放假時到處遊玩。我採訪了丹麥來的馬丁·亞歷山大和瑞典來的邁克·施特貝爾，問問他們來這裏之前對澳大利亞有多少瞭解。
馬丁·亞歷山大：
我還真對澳大利亞有一些瞭解。大約在十年前吧，我去新西蘭作過交流學生。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聯繫密切，所以我對澳大利亞就有了不少瞭解。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想來這裏多呆些時候。
蘇·斯拉梅：
所以你就很毫不猶豫地決定回來，對吧。你能否給我們講講你剛到這兒時的經歷，也跟我們說說是什麼讓你又回到了這裏？
馬丁·亞歷山大：
我覺得澳大利亞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國家。比如說這裏的人都特別友好，但好像人們不太……噢，不不不，我不能這麼說……
蘇·斯拉梅：
嗨，不用這樣，你怎麼想就怎麼說吧。在這兒，人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都很隨便。
馬丁·亞歷山大：
對，我想說的就是這個。這兒的人都很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心地善良，特別樂於助人。在澳大利亞跟不認識的人交談和相處特別容易。澳大利亞人好像都很開朗，對外國人很感興趣，想知道他們都做什麼工作，為什麼來這兒。
蘇·斯拉梅：
這可能是因為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距離都太遠了吧。你呢，邁克，你來這兒讀書之前瞭解澳大利亞嗎？
邁克·施特貝爾：
我對澳大利亞的瞭解沒那麼多，也就是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除了和體育有關的，就只能看到“飛行醫生”或者“鱷魚獵手”（Crocodile Hunter）這樣的電視劇。所以，我先對澳大利亞進行了一些瞭解，才最終決定來這兒的。我有幾個朋友以前來過澳洲，他們都極力建議我來這兒。經常聽人說澳大利亞人非常友好，雖然這有點兒以偏概全，但卻符合實際情況。澳大利亞人確實特別友好、特別健談，所以很容易和澳大利亞人攀談起來。有時候還不得不打斷他們，要不他們會一直說下去。但是對北歐人來說，總覺得跟陌生人說話很彆扭，可我很喜歡同澳大利亞人聊天。我想到這裏來的人都會和我一樣喜歡和澳大利亞人聊天。當你來到墨爾本，你會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墨爾本和歐洲很像。可轉過某個街角，你又會突然覺得是在亞洲。這裏的文化是多元化的，可能比我設想的更加豐富。真的很難說墨爾本到底是什麼樣的，每種文化在這裏都同時得到了展現。
馬丁·亞歷山大：
確實是這樣。要是我在晚上被綁架到墨爾本，如果有人問我在什麼地方，我真的不敢肯定我能不能說出我在哪兒。因為墨爾本確實有些像歐洲，但又有很多美國的東西，可是歐洲也有這些東西啊。這裏的文化卻極為多元化，這確實令人費解。但我最沒想到的還是天氣。我一直以為澳大利亞全國各地都很暖和，甚至很炎熱，還盼著到這兒來過一個長長的夏天呢。可現在我發現其實澳大利亞現在比丹麥冷多啦。這我可不怎麼喜歡……（笑）
蘇·斯拉梅：
電視節目、電影以及大獲成功的保羅·霍根，為澳大利亞旅遊委員會製作的宣傳片大多都宣傳一些與南半球這片土地相聯繫的種種傳統形象——如地處“陽光澳大利亞”（Sunny Australia）腹地的乾涸的紅土地和鑲嵌在國土四周那蜿蜒千里的金色海灘。這些正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學生切裏斯·湯和其他來到澳洲的遊客所期望看到的。
切裏斯·湯：
澳大利亞在新聞報導中很少被提及，但卻在媒體宣傳中頻頻出現。我在傳媒課上曾經就這個現象寫過一篇論文。我想老師可能不太喜歡我的文章，因為我談的基本上是自己對澳大利亞的印象。老師是澳大利亞人，我想她不會喜歡這種文章。
休·斯拉梅：
那現在就跟大家談談你當初的印象吧。
切裏斯·湯：
在文章開頭我談到了“諜中諜II”（Mission Impossible II）中的幾個場景。電影一開始就是袋鼠在澳大利亞內陸荒漠上奔跑的場面，然後男主人公出現了。他一會兒乘摩托艇破浪前進，一會兒又上了直升飛機。這些都是典型的澳大利亞形象，也是我想像中的澳大利亞。 這個電影上映時是在我決定來澳洲的前一年。當時我想，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然後我寫道， 我來了，我還要看袋鼠。我想這兒沒有熊，但總該有袋鼠吧。可我一直等到在一個自然保護區裏露營時，才終於看到了袋鼠。所以我在文章裏說自己當時有多麼的失望， 還講到媒體是如何影響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因為你知道，我要介紹媒體的功能與作用，所以我就用這件事做例子。我所看到的袋鼠沒有在澳大利亞內陸荒漠四處奔跑。 要是我沒弄錯的話， 我敢肯定在澳大利亞的中部會有很多袋鼠，但在墨爾本可不是這樣。
蘇·斯拉梅：
你的同鄉比爾·布賴森（Bill Bryson）寫了一本暢銷書，名為《日光炙烤的國度》（In A Sunburned Country）。他本以為會在澳大利亞與南加利福尼亞之間發現一些相似之處。
比爾·布賴森：
我清晰的記得自己剛到墨爾本時，站在柯林斯大街上的情景：那時我剛剛到這兒，身上還散發著飛機降落前空中小姐噴灑的殺蟲劑的氣味，噴霧的飛沫也許還在我身上點點發亮。看著滿街叮噹作響的有軌電車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對自己說：“天哪，這兒是一個新國家。”我仿佛獨自一人在另一個星球或另一個宇宙裏發現了生命，而這兒的生活既是如此相似又是那麼完全不同。那種興奮真是無法用語言表達。
如果說我當時對澳大利亞懷有任何先入為主的看法的話，那就是我以為澳大利亞是另一個南加州，總是陽光明媚，過著歡快、活潑的海灘生活。那時，澳大利亞在我看來是一個既有美國“海灘救護隊”（Baywatch）式的生活方式又崇尚打英式板球的國家。但事實遠非如此。墨爾本安逸而優雅的氛圍較之北美似乎更帶著幾分歐洲氣息。而且當時下著雨，整整一周陰雨連綿。 讓我喜出望外的是這與我的想像的完全不同，這也是最重要的，使我一下子就毫不猶豫地喜歡上這兒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這兒好像有什麼東西非常合我的脾氣，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我的一生中一半是在美國，另一半是在英國度過的， 而澳大利亞正是這兩者的怡人的結合， 它把典型的美國式隨意與輕快構建在了英國式的框架之上。澳大利亞人樂天、隨便，乍一看上去仿佛就是美國人。但他們的汽車靠左行駛；他們喝茶、打板球；他們用維多利亞女王的雕像裝點公共場所；他們讓孩子穿著只有英國人才肯穿的老式校服。我對這一切都毫不感到彆扭。 我幾乎馬上便強烈地意識到我對這裏知之甚少，而很奇怪的是，我很高興地意識到我的無知。 我不知道澳大利亞報紙、海灘、大學和市郊的名字，我對澳大利亞歷史和這個國家特有的成就一無所知，我甚至分不清員警和郵遞員。可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喜歡澳大利亞人的說話的聲音，那種輕快活潑的節奏，抑揚頓挫的聲調，那種不刻意的、淳樸而直接的觀察世界的方式。
我曾經在澳大利亞參加了一個小獎項的頒獎典禮，好像是什麼“東吉普斯蘭青年農民小說處女作獎”。我去參加的原因是，能接到任何一份邀請都足已讓我興高采烈，再加上還有雞尾酒宴可以享用。當時我正和出版公司的兩位女士站在一起，某位自以為是的“大人物”忽然飄然而至。“哦，看哪，是布魯斯·達茲林！”她們中的一個說道。接著她冷淡，帶著鄙夷而又言簡意賅地補充道：“他連開信封都當成儀式出席！”有人還給我講過他的一個英國朋友的故事。這位朋友乘飛機來澳大利亞，途中空中小姐夾給他一個熱毛巾，但用的時候卻發現是涼的。於是他告訴空中小姐毛巾不夠熱，他不是想抱怨，只是覺得空中小姐也許會把毛巾再加熱一下。空中小姐轉過身來，帶著甜美的笑容和那麼一丁點兒的諷刺回答道：“那您為什麼不坐在毛巾上，那樣准能把它弄熱。” 從聽到故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一定會喜歡這個地方，直到現在一想起這個故事，我還是忍不住大笑。
蘇·斯拉梅：
比爾·布賴森寫了一本有關澳洲的書，十分有趣，名叫《日光炙烤的國度》。比爾對他在澳洲東南端的全國第二大城市墨爾本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驚訝，也許是因為墨爾本不像其北方的勁敵悉尼那樣頻頻出現於旅遊宣傳之中。切裏斯·湯剛到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學習時，她有點失望，因為那裏並沒有她所期望的那種“陽光澳大利亞”的海濱生活方式。
切裏斯·湯：
我到了維多利亞州，可你知道維多利亞州，特別是墨爾本，在我們的國內媒體上根本沒有報導。我覺得墨爾本是個很英國化的城市，而在我們國家的媒體上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報導。我們看到的大多都是諸如海濱城市之類的介紹。
大衛·鄧斯坦（David Dunstan）：
嗯，我覺得外國人願意相信簡單化的澳大利亞的印象，這並不是件壞事。我認為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人們對其他國家、社會和文化都會有很簡單化的印象，比如對蘇格蘭人的印象就是他們的褶襉短裙和城堡。因此無論樹立哪種形象，只要能吸引遊人就行。當然，我希望遊客能平均地分散到澳洲各地，而不是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遊地。我真覺得很遺憾，他們的觀光活動大多被局限于悉尼或黃金海岸那些相當小的城市地區。
蘇·斯拉梅：
大衛·鄧斯坦是莫納什大學旅遊與澳大利亞研究專業的高級講師。
大衛·鄧斯坦：
澳大利亞並不僅僅是英美融合的產物，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我想，來澳洲的人大多都帶來了以前生活環境的特徵，來源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是他們也常常拒絕這些文化。其實澳大利亞的民族性格的許多方面都體現了反英國影響的心理，但很多人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來澳大利亞的人都厭惡等級制度，厭惡約束性的社會。就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在澳大利亞人的心理特徵中就包含了許多這樣的品質。同樣，我們在近年來的新移民中也發現了許多類似的特徵。如果你回顧四十多年來墨爾本的特徵的變化，你會發現從地理分佈和文化的角度來看，義大利人、希臘人、土耳其人，尤其是近年來的越南人，對墨爾本市一些街區所產生的影響。而且，他們的貢獻是令人驚歎的。我認為所有的墨爾本人以及所有來這裏的人都從中受益非淺。
蘇·斯拉梅：
大多數來澳洲的海外遊客，都要花時間和金錢享受悉尼的海灘文化，或者是再向北走，去享受位於陽光之州昆士蘭的黃金海岸的海灘文化。然而，那些南下墨爾本的人卻享受到了包容多元文化、超越民族界限的大都市生活。
來自香港的研究生阿比·李（Abbi Li）到墨爾本來是為了進一步研究這個城市的歷史，其中包括探尋自19世紀中期淘金熱以來墨爾本與中國的關係史。
阿比·李：
我覺得我和多數遊客不一樣，我更感興趣的是瞭解一個最初由所謂的罪犯組成的國家是如何發展成為當今世界大國之一的。所以，我想瞭解這其中發生了什麼變化、什麼促使了這些變化的發生。因為，嗯，特別是中國人，我們真的不是愛玩的人，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海灘、陽光或日光浴。我們更關心的是文化，也許還有歷史，還有這裏的華人史，畢竟這裏從淘金熱開始就有中國人了。如果你在澳大利亞沒有親人或朋友，你可能就不會知道在澳大利亞有這麼多的中國人。
蘇·斯拉梅：
在墨爾本逗留期間，你想發現和參觀一些什麼呢？
阿比·李：
我想去看一些美術館，還有去參觀幾個不錯的博物館。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一個純粹的商業城市。但和墨爾本比起來，香港的城市發展更全面。況且，這兒的人也不太一樣。
蘇·斯拉梅：
那我們的旅遊宣傳為什麼沒有從各個方面展現澳大利亞的多樣性呢？接下來我們再來聽聽旅遊業研究人員傑夫·賈維斯的觀點吧。
傑夫·賈維斯：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考慮的一點就是，澳大利亞人希望自己的國家在海外應該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我們生活在澳大利亞，知道澳大利亞是一個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澳大利亞不僅僅是悉尼歌劇院、大堡礁和艾爾斯山石，還有許多不同的側面。我們比海外宣傳的形象更加豐富和多元化。但有一點是我們需要記住的，那就是，我們在國際旅遊市場中總要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競爭，因此我們需要展現澳大利亞的與眾不同之處。如果我們去歐洲市場宣傳我們的多元文化或宣傳墨爾本的藝術節，英國人會說，我為什麼要千里迢迢坐飛機到澳大利亞去呢？我可以去維也納，或者去布拉格，都能獲得相似的藝術體驗。因此，我們需要重點宣傳我們的突出特點，也就是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為此我們仍要借助於人們心目中那些澳大利亞的傳統形象。有些人認為這些傳統形象現在都已經過時了。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東西仍然存在。
蘇·斯拉梅：
你是指諸如生活在澳大利亞內陸遼闊的紅色平原上頭戴寬邊帽典型的叢林人形象。他們已經成為以羅素·德萊斯戴爾（Russel Drysdale）為代表的澳大利亞畫家的一個創作主題，而且我們還經常把這些形象印到茶巾等紀念品上面，已經成為澳洲人的典型形象了。但我們，或者說生活在城市裏的大多數人都認為，遊客來澳大利亞也是要看一看我們是如何生活的。
傑夫·賈維斯：
你說的完全正確。澳大利亞人向來都迷戀鄉村和叢林。我們還有許許多多來自于叢林的傳奇人物，比如奈特·凱利（Ned Kelly）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們一直把這個叢林土匪幾乎當成英雄了。因此，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把這些東西推向國際旅遊市場供宣傳之用。
蘇·斯拉梅：
莫納什大學旅遊專業教師大衛·鄧斯坦先生卻希望我們的海外旅遊宣傳能突破那些由“陽光澳大利亞”派生出的傳統形象，開拓一個與“文化旅遊業”相適應的市場。
傑夫·賈維斯：
我們總是習慣于把遊客當成一種單一的商品或他們都同屬某一類人。其實他們不是這樣的。形形色色的遊客，他們年齡各異，懷著不同的旅遊目的，有著不同的背景。我們那些技藝高超的營銷人員都非常清楚，我們可以用一系列不同的旅遊形象來吸引或嚇跑遊客，而且他們在這方面很有一套。但我認為，我們同時還需要意識到，與“旅遊文化”並存的還有各種“旅行文化”。人們旅行時採用不同的方式，帶著不同的想法，並且還有不同的目的。我們還沒有開發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文化旅遊業來豐富我們的民族文化，增強我們的文化內涵，我們過多的宣傳了一種由陽光、衝浪、沙灘和性觀光業為特點的旅遊業。這些擔憂不無道理，我們應反思澳大利亞旅遊業和旅遊政策，思考如何對旅遊業進行調整改進。我想，隨著澳大利亞民族逐漸走向成熟，超越那種保羅·霍根“燒烤蝦”式的旅遊模式，我們將制定出更加成熟完善的旅遊規劃。
蘇·斯拉梅：
如果說來自北半球的遊客受到了流行文化的影響，受到他們所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的影響，那麼，對於像印尼的亞辛塔·庫爾尼和安妮·巴克·瓦爾達尼這樣的來自東南亞的遊客來說，她們對澳大利亞的瞭解僅限於在學校所學的東西。
亞辛特·庫爾尼：
我們對澳大利亞的瞭解就是，那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標誌性的動物是袋鼠，當然還知道當地居民是澳大利亞原住民，還有澳大利亞是一個西方國家，從電視上看到的，所有的節目，政治和所有一切都是白人占主導地位。所以那時我對澳大利亞的印象是，那是一個離我非常遙遠的國家。我根本沒想到原來我們離得這麼近！
蘇·斯拉梅：
你呢，安妮，你對澳大利亞最初的印象是什麼呢？
安妮·巴克·瓦爾達尼：
實際上，來這兒之前，我對澳大利亞幾乎沒什麼瞭解。我的一個太祖父曾是印尼駐坎培拉的文化專員。回印尼時，他帶了好多介紹澳大利亞和南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書。 後來，他把其中一本當作禮物送給我。直到那個時侯，我才驚奇的發現，原來澳大利亞離印尼這麼近！可以前我卻以為我們相距很遠。我原以為在澳大利亞只有白人居住。事實並非如此。那本書中講到了原住民，我才知道澳大利亞不僅僅只有白人住在那裏。
萊內特·羅素：
澳洲中部地區無疑就像一幅巨大的風景畫，景色壯觀，絢麗無比。不過，讓我疑惑不解的是，廣告宣傳總是把這裏描繪成一個亙古永存的地方，讓大家都來體驗這裏有著六萬年悠久歷史的文化。這一類的話，在我看來，就像聽19世紀時人們談起原住民一樣，說原住民是古老的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是現代人的祖先。
蘇·斯拉梅：
萊內特·羅素現任莫納什大學原住民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萊內特·羅素除了關注旅遊宣傳中常用的那些傳統型形象，還著重指出這種大眾旅遊業對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她舉了迪吉裏杜管（didjeridoo）為例。迪吉裏杜管是一種用空心樹幹做成的傳統樂器，和捕獵工具“飛去來器”（boomerang）一樣，都是澳大利亞中部地區原住民特有的器具。現在，由於過多地把這些東西當作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化的標識，遊客們不論到哪兒都希望看到迪吉裏杜管和“飛去來器”。
（插播有關澳大利亞中部地區的旅遊廣告……）
萊內特·羅素：
現在人們常常把只是某些地區特有的東西當成是整個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化的精髓和特色。比如，“飛去來器”只有澳大利亞中部地區的原住民才使用。迪吉裏杜管也只有澳大利亞北部和中部地區的原住民才用，從來不是澳大利亞東南部地區原住民文化的組成部分。現在，儘管迪吉裏杜管根本不是某些地區的傳統樂器，但是各個地區在展現原住民文化的表演中卻經常使用迪吉裏杜管，還製作成當地的旅遊工藝品，等等。
蘇·斯拉梅：我覺得是許多澳大利亞人可能都不會意識到這一點的。那就是，旅遊廣告中塑造的澳大利亞形象在我們國內具有的影響力，和在國外的影響力一樣大，是這樣的嗎？
萊內特·羅素：
完全正確。比如，我們一提起旅遊藝術，人人都會想到澳大利亞中部地區的普普尼亞藝術傳統，都期待看到“圓點畫”。有趣的是，當人們來到格拉姆彼恩斯和格裏威爾德國家公園，看到傳統的維多利亞地區原住民岩畫時，通常都很失望。因為他們期待看到的東西根本就不在那兒，也根本就不是這個地區的傳統文化。我們最經常聽到的評論就是，“這是真正的岩畫嗎？”“這看上去並不像原住民藝術。”在談到澳洲中部時，人們總是依賴他們在旅遊宣傳片中學到的知識。
蘇·斯拉梅：
謝謝萊內特·羅素女士，莫納什大學原住民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下期節目中，我們將一起來關注一下澳大利亞是如何在二零零零年悉尼奧運會上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的，其中包括所傳遞出的與原住民尋求和解的信息。
[插播 凱茜·弗裏曼獲得在二零零零年悉尼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現場直播錄音]
“觀眾們一致支持選擇原住民短跑冠軍凱茜·弗裏曼點燃奧運聖火。當瀑布從北看臺飛瀉而下，凱茜·弗裏曼點燃了水中的聖火台。儘管這一輝煌時刻延遲了幾分鐘，但聖火台最終徐徐升到了露天體育場頂端的位置。”
蘇·斯拉梅：
我是蘇·斯拉梅，這裏是澳大利亞廣播電臺，我們期待您的參與。下次節目“瞭望大看臺”我們再見……
最後，衷心感謝墨爾本莫納什大學全國澳大利亞國家中心給予的學術指導，感謝賴安·厄甘提供的技術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