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集：澳大利亞文化的地域性和全球性
蘇·斯拉梅：
大家好，我是澳洲廣播電臺的主持人蘇·斯拉梅。
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通過對書籍、電影和澳式足球的討論來探討 “澳大利亞文化的地域性和全球性”這一問題。
對於澳大利亞文化，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如此年輕的國家，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民族文化可言；另外一種相對正面的觀點是，澳大利亞已經擺脫了“英國前哨”的身份，也不再是“美國的分支機搆”；澳大利亞有能力成為嶄新的、獨具特色的“南方大陸”。
一九八八年，正值澳大利亞舉行歐洲人定居二百周年紀念活動之際，約翰·裏卡德出版了《澳大利亞文化史》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澳大利亞短暫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一段不斷探尋如何進行民族自我定位的歷史……
約翰·裏卡德：
理查德·懷特在其《構造澳大利亞》一書中把這叫做“民族情結”。特別是二戰之後，這些問題似乎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例如，“我們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的根本是什麼”，“我們依然實行君主立憲制，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等等，真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有趣論戰。
黛布·費爾赫芬：
世界各國的電影業總是在探尋此類問題，澳大利亞電影業也不例外。事實上我認為，澳大利亞電影業是最能體現這種自我審視的產業之一。我們的電影具有本土特徵，抑或更具國際特徵？我們與世界上其他成功的電影業，如美國電影業，是否有某種程度上的聯繫？在我國電影的發展初期，我們與英國電影業又有怎樣的聯繫呢？
蘇·斯拉梅：
黛布·費爾赫芬在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講授電影研究課程。她認為，澳大利亞的這種揮之不去的“自我定位”情結，普遍存在於後殖民地社會中。
黛布·費爾赫芬：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對“身世”的探尋。我是說，“自身定位”歸根結底都是在探尋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來自哪里”？“我們是誰，同先輩和傳承之間有著何種聯繫”？由於同英美兩國經濟上的聯繫以及歷史上的殖民關係，澳大利亞電影經常揉進了美、英兩個國家的元素。大多數人不會想到我們與美國的殖民聯繫。當然從史實的角度來看，我們與美國沒有那種政治上的殖民隸屬關係，但是經濟上的殖民關係卻體現在諸多方面。這一點對於澳大利亞自我定位過程中的身世探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也使我想到，電影對於澳大利亞人來說，具有一種很有意思的功能：那便是我們通過電影這種方式講述我們自己的創世神話和建國傳奇故事。在別的國家裏，這種傳奇故事通過口頭流傳或文學作品的形式代代相傳。在各種文化中，對於創世神話的講述方式都不盡相同。就歷史年代來說，澳大利亞的文化顯得非常年輕。我們直到近代才發展形成一種民族文化——一種白人民族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運用了現代科技手段來闡釋這些傳奇故事。
蘇·斯拉梅：
自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歷屆澳大利亞政府一直對反映澳大利亞“國民性”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提供資助。
正是如此，澳大利亞電影成為了向外國學生介紹澳大利亞研究的一種非常好的方式。
再次歡迎在哈佛大學講授澳大利亞研究課程的約翰·裏卡德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約翰·裏卡德：
我特意從五部風格迥異的澳大利亞電影中選放了一些片斷給學生看，比如電影《加利波利》和《普麗西拉——-沙漠皇后》的片斷。
蘇·斯拉梅：您能不能簡要地向那些從未看過這兩部電影的聽眾講述一下這兩部電影的主要內容呢？還有，為什麼我們把這兩部電影看作是具有典型澳大利亞特徵的電影呢？
約翰·裏卡德：
好的。《加利波利》講述的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一戰期間的加利波利戰役。這場戰役說到底是一場災難，一場軍事災難。但這次戰役被看成是澳大利亞士兵經歷的第一次戰爭洗禮，同時也從某種意義上樹立起了澳洲兵的形象。
蘇·斯拉梅：
是不是因為電影中塑造了典型的澳大利亞人玩世不恭的形象，由此得出這是澳洲兵的特徵之一？
約翰·裏卡德：
這點在電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部影片向你展示了兩種類型的澳洲兵形象。一位是鄉下男青年，非常體面，很高貴，符合那種具有貴族氣息的鄉村人的形象；但他的朋友，他最要好的夥伴（由梅爾·吉布森飾演）是個城市小混混。他們倆結下了深厚的夥伴情誼，而這種夥伴關係恰恰象徵了澳大利亞文化中這兩種不同元素的融合。
蘇·斯拉梅：
那我們可以說他倆是最要好的夥伴，對吧？
約翰·裏卡德：
的確是最要好的夥伴。這部影片以鄉村男青年的壯烈犧牲結尾，而他的夥伴這個時候正試圖將那個本可避免這場戰鬥、挽救整個軍團的重要命令及時送達目的地。但他最終沒有成功，當然並不是他的過錯。在這種背景下，影片嚴肅地塑造了澳大利亞“鄉下人”的形象和澳洲兵的形象。而《普麗西拉——-沙漠皇后》是一部與之對比鮮明的影片，因為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伙男扮女裝的同性戀者走進叢林的故事。其中有個非常經典的場景，這群身著女性盛裝的男同性戀們來到位於布羅肯山腳下的一個小酒吧，他們的出現使在場的當地人大吃一驚。但他們最終還是被當地人所接受。這是一部喜劇娛樂片，但同時又刻意向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形象提出了質疑。
蘇·斯拉梅：
澳大利亞日益城市化，其文化也越來越多元化，這為電影導演們提供了探討國民性的新領域。
維基·皮爾：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我們注意到一種偏離叢林神話和男性話題的趨勢，關於城市主題的電影開始出現。《死于布朗思維克》、《城堡》、《無法無天》，這些都是以城市生活為重點的影片。這正是因為澳大利亞本質上就是一個很城市化的國家。
蘇·斯拉梅：
維基·皮爾博士來自莫納什大學全國澳大利亞研究中心。
維基·皮爾：
我們還發現移民和移民經歷也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展現的，《尋找阿裏布蘭蒂》這部電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澳大利亞原住民現在也廣泛地參與到電影製作的方方面面。他們不僅創作、製作電影，還在其中扮演角色，這可是五年、十年前都不會有的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電影所塑造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形象千篇一律，而現在的電影如《末路小狂花》（另譯《防兔籬笆》、《孩子要回家》）和《球賽背後》等，所採取的角度就突破了以往人們思維的固定模式。
蘇·斯拉梅：
澳大利亞社會越來越多地體現出其民族多樣化的特性，原住民和新移民在我們的電影中都得到了反映，我想這一主題會引起海外其他多民族國家的觀眾在這方面的共鳴，是吧？比如說《舞出愛火花》這部電影在法國戛納電影節首映的時候不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嘛！
維奇·皮爾：
《舞出愛火花》是一個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這是一個普遍的主題。影片中，一個名叫斯科特的青年，想要贏得泛太平洋地區國際標準舞錦標賽的冠軍，他不顧父母以及在舞蹈界頗有影響的保守派的反對，最終決定和他的夢中女孩弗蘭——一位西班牙移民——攜手共舞。
﹙插播音樂：約翰·保羅·楊的《雲霄戀曲》﹚
蘇·斯拉梅：
澳大利亞的歐洲移民歷史雖然短暫，但在電影史中發揮的作用卻不容小覷——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早拍攝故事片的國家之一，早在一九零六年就拍攝了故事片《凱利幫的故事》，這部影片講的是一個叢林大盜的故事，他是澳大利亞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電影業規模雖小但成就斐然；然而從二戰後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國外大型連鎖電影公司使澳大利亞小規模的電影業在國際上很難佔據一席之地，讓我們聽聽維基·皮爾的解釋。
維基·皮爾：
由於資金和發行的困難，澳大利亞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間沒有製作出一部故事片。這其中還涉及到發行商的問題，比如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裏奇公司就不想參與到製作過程中來，以至於連澳大利亞人自己都不願意再參與制作。
蘇·斯拉梅：
那麼在您看來，這是否和我們所說的“文化自卑心理”有關？也就是說，二十世紀中很長一段時間裏，澳大利亞一直推崇英國或國外的世界性文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不夠優秀。您認為這種情況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所改觀的呢？
維奇·皮爾：
與這個事情有關的一些問題一直存在於二十世紀。相對于製作精良的進口美國影片，人們覺得澳大利亞的電影作品不夠優秀。發行商傳達給公眾和政府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美國影片才是大家想看的。然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電影界一直是如此的混亂，以至於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驗證。
蘇·斯拉梅：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於澳大利亞政府對本土影視製片商的大力支持，電影業開始復興。
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澳大利亞共拍攝了六百三十部故事片，並且目前許多的澳籍演員、製片人以及技術人員在好萊塢風頭正勁。
到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為止，澳大利亞電影業的生產總額達六億七千八百萬澳元，但是九十年代的增長主要是歸功於在澳大利亞製作的好萊塢影片，例如《諜中諜2》以及關於多重身份的《黑客帝國》。
這些電影淡化了本土性和國際性之間的區別，我採訪了約翰·理查德，問他我們是否還能夠看到所謂的澳大利亞電影。
約翰·理查德：
我們曾有一些非常好的導演，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去了海外發展，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指責他們。現在我們還有許多優秀的導演在不斷地湧現，他們製作出優秀的影片。但是事實是，我們現在發展澳大利亞電影業主要是在這裏製作好萊塢電影，你提到了《黑客帝國》，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在澳大利亞製作的好萊塢電影。好萊塢在這裏製作電影，雇傭當地的技術人員等等，這對於澳大利亞的經濟來講可能十分重要，但是也帶來了一個隱患，那就是，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把本土電影業擠出去。所以我認為將本土電影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十分重要。現在我們的導演未必想拍那些過去澳大利亞電影業認准的‘老一套’，如叢林故事和歷史題材等。他們的目光可能更多地還是投向了國際性的主題，即便如此也是很自然的，但擁有我們澳大利亞自己的電影製作方式，講述我們自己想要講述的故事，仍然十分重要。
蘇·斯拉梅：
大家都十分關注本土影視業，那些自由貿易談判者都寄希望通過政府的補貼和專門的管制手段來推廣澳大利亞文化。
喬克·吉文來自墨爾本斯溫伯恩科技大學，目前正在撰寫一部關於澳大利亞電影業發展歷史的專著。
喬克·吉文：
不論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桌上，澳大利亞作為約一百四十個成員國之一，和大家一起舉行談判和協商，還是在正在進行的新一輪澳美雙邊關係談判中，澳大利亞都承受著要做出讓步的巨大壓力。澳大利亞影視業的經濟實力並不雄厚。相反，我覺得是很脆弱，尤其在和美國的雙邊談判中顯得非常脆弱。因為美國的娛樂產業是一個龐大的經濟巨頭，而且目前具有舉世無雙的戰略實力。所以和美國打交道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蘇·斯拉梅：
但是，任何人，包括美國人在內，看一眼澳大利亞的免費電視節目,尤其是商業電視頻道，便會覺得這裡鋪天蓋地幾乎都是美國肥皂劇和其他節目。美國人還能有什麼其它要求呢？
喬克·吉文：
現在電視節目的播放時段是有規定的，早晨六點到午夜十二點之間的免費電視頻道節目中，澳大利亞的節目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五。這也就意味著美國或者其它任何國家最多只能拿到百分之四十五的時段。他們顯然想得到更多的時間。可能的話，他們想要得到百分之五十五或者六十五甚至百分一百。他們清楚要拿到那麼多時段很難。限定原則限制了美國電視節目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和播放。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原則，於是只要發現存在這一類的限制，他們就會想方設法突破這種限制。
蘇·斯拉梅：
在一個像澳大利亞這麼小的市場內，如果沒有啟動資金的話，首部電影的拍攝或者首部小說的出版，一定會困難重重。
澳大利亞的文學作品或許能在兩千萬左右的人口中找到自己的讀者群，但這卻往往得不償失。
所以，當麥克斯·巴裏決定寫他的第一部小說時，他精明地選擇了把可口可樂公司當作創作背景。一個勢單力薄的澳大利亞勇士就這樣打開了美國的市場。
麥克斯·巴裏：
每天我都在午餐時間偷偷溜走，躲到我那輛價值兩百五十澳元的車裏花四十分鐘奮筆疾書趕小說。我的處女作就是這麼寫出來的。所以完稿時，就像其他作家一樣，我也積極投稿，希望某個出版商能看中我的作品，期待將來有一天我的書能擺在書架上。我把書稿投給幾位澳大利亞的出版商。同時，我又想，我的小說有點美國味兒，因為這是發生在洛杉磯可口可樂公司裏的故事，因為洛杉磯一直是淺顯得脫離現實的故事發生的理想場所。所以我就往美國的文學作品代理公司寄信，寄了幾十封。只有一個公司給我回了信，接受了我的書稿。有一天他們打電話給我說，‘你好，麥克斯，我很樂意為你的書做代理。’終於，我通過這個人把小說賣給了一個美國出版商，他買下了該書在全世界的版權，然後又把在澳大利亞的出版權轉賣給了澳大利亞的出版商。就這樣，作為一位澳大利亞作家，而我的出版商卻是美國人。
蘇·斯拉梅：
這是一部喜劇作品，也就是我們在澳大利亞所說的諷刺性調侃。您是否覺得這恰恰是因為作者是澳大利亞人，而且要不是這一點這本書也就沒有什麼澳大利亞特色了呢？
麥克斯·巴裏：
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調侃”了。就是那種幽默感吸引了澳大利亞讀者。有些讀者告訴我，他們讀了這本書，而且非常喜歡。他們並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亞人，因為書中並沒有流露出這一點來。但是讀者得知這一點後，他們會覺得原來如此，他們早就領會了其中似曾相識的幽默感。
蘇·斯拉梅：
是的，麥克斯。在幽默感這方面，讓我們嘗嘗《糖漿》給人們帶來的調侃市場營銷的甜頭。還有，書中的那位“鬼鬼祟祟的彼得”，他本身也是一位推銷員，我覺的他身上簡直徹頭徹尾地反映了有關市場營銷的一切，是嗎？
麥克斯·巴裏：
“鬼鬼祟祟的彼得”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酷的人了。一個原因是他令人驚歎的絕對前衛的時尚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向沈默寡言。這樣他就保持著一種略帶神秘、自然而且自信的翩翩風度。我上學期在加州大學的市場營銷班的一次酒會上邂逅了“鬼鬼祟祟的彼得”，之後我們成為了朋友。想來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啊，因為他是那麼寡言少語。隨後我們要同心協力地在洛杉磯找住所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尤其因為“鬼鬼祟祟的彼得”的門路要比我廣得多。我曾經看到過這麼一個說法，平均每個成年人每年會有三個價值百萬美元的點子，有了這三個點子你就可以在一年之內成為百萬富翁。我覺得，可能有些人的這種點子多一些，有人就少一些。不過，這麼說可能不過分，最愚蠢的人在一生中也一定會想到至少一個這樣的大點子。我的點子呢，就是推出一種新的可樂。這個點子非常重要，因為碳酸飲料的市場非常龐大。因此，一種新產品即使只有很小的市場佔有率，收入都是上百萬美元！所以推出一種新可樂的想法十分令人興奮。
蘇·斯拉梅：
麥克斯·巴裏由市場營銷員改行成了全職作家，他的新作《珍妮弗的管理》是關於全球化的問題。
但是他這種“博人一笑的故事”在澳大利亞文壇上是很少見的。
約翰·阿諾德在澳大利亞出版界工作多年，同時也是莫納什大學社會政治調查學院的院長。
約翰·阿諾德：
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但我覺得，這只是個例外，並不是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一貫的文風。而且麥克斯自身的市場營銷經驗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出版商一般不會接受作者自發投稿的作品，作者必須先通過文學作品代理公司。在澳大利亞要出版小說非常困難，因為你想，澳大利亞的人口少，僅僅兩三千本的印刷量便能滿足小說的需求量，而這個印數正是盈虧的臨界點。經過他們會計部門的預算，出版商們一般都採用更為穩妥的小說，而不是那些實驗性的作品。儘管那些實驗性小說可能會像麥克斯的或者其他人的小說那樣，再版三版都持續火爆。
蘇·斯拉梅：
那您怎麼看待現在澳大利亞出版業的現狀呢？目前是不是處於健康狀態？市場上是不是有足夠的在澳出版的澳大利亞作家的作品，不論文學類的，還是紀實性的？
約翰·阿諾德：
我覺得澳大利亞出版業發展情況尚好。因為，雖然近幾年大家一直津津樂道於網絡圖書和電子圖書的巨大潛力，但是如果你走進書店，還是可以看到有許許多多的澳大利亞圖書。其中有的專門評述澳大利亞書籍的《澳大利亞圖書評述》，還有體現一個國家特徵的各種文字作品，詩歌和小說等等。人們常說，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特點。所以，澳大利亞的特色通常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
﹙插播音樂： 盧卡諾·帕瓦羅蒂的《今夜無人入眠》﹚
蘇·斯拉梅：
足球，尤其是令大男人們為之瘋狂的橢圓形“澳式足球”，是澳大利亞大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來看看約翰·阿諾德是如何定義“文化”的……
約翰·阿諾德：
給“文化”下定義挺難的。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關鍵字詞》這本書中對文化下了五種不同的定義。我們可以有大眾文化，高雅文化，還可以有某種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比如澳大利亞文化和美國文化，還可以有一種文化視角。我覺得，在澳大利亞大家一直認為文化是一種文學的或者是創造性的產物，但我們也有大眾文化，而且從學科研究來說，現在文化研究也很樂於將那些低級庸俗小說及雜誌、那些花哨的雜誌和體育當作是文化的一部分。
﹙插播音樂：克裏斯·多尼的《超越運動》﹚
蘇·斯拉梅：
“澳式足球”可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澳大利亞土生土長的運動。
雖然這一運動面臨像板球、英式足球和橄欖球這些在世界上廣泛流行的運動的激烈競爭，但是墨爾本的一個作家約翰·哈姆斯對這一運動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因為“澳式足球”蘊含著豐富的本土文化。
約翰·哈姆斯：
如果大家都是鐵杆球迷，就會根據當時發生在足球界的事情來記憶我們的生活片斷。我們家就是這樣。所以，許許多多對家庭往事的回憶都和足球世界發生的點點滴滴聯繫在一起。我覺得，正是這一點強化了我們對足球的感情。特別是，如果你由於家庭的熏陶而加入足球俱樂部，其實澳大利亞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這就像基因遺傳一樣，你從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那兒遺傳了愛好足球的基因。你看，我的家在吉朗，我對足球愛得如癡如醉，無法自拔了，足球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蘇·斯拉梅：
剛才你提到了你的家庭，就像那首盎格魯裔澳大利亞人很熟悉的歌中所唱的那樣，實際上“澳式足球”已不僅僅是一種運動，而是那些雅號為“新澳大利亞人”或者“初來者”的重要休閒活動。我想，您的曾曾祖父也應該屬於那一輩人吧？
約翰·哈姆斯：是的，當然了，如果縱覽“澳式足球”的歷史，從十九世紀中葉一直到二戰，澳大利亞的足球迷絕大多數是盎格魯－凱爾特人，當時他們在澳大利亞人口中占主導地位。當然了，後來我們才有了二戰後的移民。
（插播球迷在現場熱情高漲的歡呼場面）
蘇·斯拉梅：
足球運動員托尼·利貝拉托雷，出生於戰後意大利移民家庭，同許多移民後代一樣，他踢澳式足球，也是澳式足球忠實的追隨者。
托尼·利貝拉托雷為“牛頭犬”隊效力十七年，被足球迷昵稱為“利貝”。他退役那天，他的球迷感慨萬千……
（插播足球運動員和意大利籍澳大利亞球迷的畫面）
“利貝真的太棒了。因為他我們才追隨‘牛頭犬’隊，簡直棒極了。現在利貝退役了，儘管我們失去了個頭最小的球員，但他的形象在我們球迷心中是最高大的。利貝，你將與泰迪·懷登一樣流芳百世。利貝，你真的太棒了。幹得好，夥計。我們真心的享受你在場上的每一分鐘。”
“澳式足球”球迷：
我是一九五五年來的，五六年我才真正參與其中。我幾乎沒錯過什麼比賽，這麼久以來也就錯過十五到二十次吧。那時我們家的丹尼·德爾羅伊正為“牛頭犬”隊效力，我們是德爾羅伊家族，丹尼·德爾羅伊是我們的侄子，我們一家都會踢球。
蘇·斯拉梅：
所以你和足球俱樂部之間建立了一種血緣關係……
如果有許許多多非盎格魯裔澳大利亞人也為這一運動而癡狂，那澳大利亞原住民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當中出了許多最優秀的球員。
巴裏·賈德有原住民血統，目前在莫納什大學的原住民文化研究中心任教。他曾研究整理了“澳式足球” 早期原住民球星之一——西德·傑克遜的傳記。
巴裏·賈德：
西德在西澳州一所名為羅蘭茲的教會機構裏長大。這個地方一直鼓勵發展體育運動，所以教會裏的原住民孩子球都打得相當好，因為他們老在練習。在當時的環境下，許多原住民都在教會機構中長大，這也使得“澳式足球”成為獨具魅力的運動。這種運動甚至可以在城市中的圍場裏進行，所以你也不需要什麼資源，一個球就足夠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原住民從事足球運動比參加我們其它的民族運動，比如板球等，要容易得多了。許多體育歷史學家還認為，也許現代足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種原住民的遊戲。這種原住民遊戲用袋貂皮做球套，裏邊填滿了壓碎的木炭。這種傳統運動的顯著特徵就是高高躍起，搶球得分，這一點仍然體現在現代足球之中。
﹙插播音樂：格雷格·錢皮恩的《這就是足球》﹚
蘇·斯拉梅：
巴裏·賈德撰寫了西德·傑克遜的傳記，書名為《黑與藍》。在他之前，約翰·哈姆斯也寫了一本關於“澳式足球”的書，題為《處處有閒人》。
下周的節目是……“澳大利亞政治面面觀”。
又到了和大家說再見的時間了。我是蘇·斯拉梅。感謝賴安·厄甘提供的技術製作以及莫納什大學全國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提供的學術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