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集：教育國際化
蘇·斯拉梅：
大家好，我是蘇·斯拉梅，歡迎收聽“今日澳洲”。
（插播音樂：艾麗絲·庫柏的《放學了》）
在今天的節目裏，您將收聽到與澳大利亞教育國際化相關的內容。
在最近的二十年裏，越來越多年齡在二十到三十歲的澳大利亞人接受了高等教育。
當然，與此同時，來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攻讀大學學業的留學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加。目前，留學生占澳大利亞大學在校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八以上。
這麼高的留學生比例在其他國家是不多見的，比如，在美國的大學中，留學生也只占大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三。
我採訪了墨爾本莫納什大學的教育學教授西蒙·馬金森，問他是不是這就是所謂的“澳大利亞教育的國際化”。
西蒙·馬金森：
教育的國際化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可以用來表示各專業中非澳大利亞成分的提高。比如說，我們在課本中引用更多國外的實例，也可以指外籍教學人員或者是留學生比例的提高。這個詞還可以指澳大利亞對異域文化採取了更加開放的態度。但是人們還是會把教育的國際化進行傳統化的詮釋，在這種情況下的含義是增進國際間的相互理解，教育傳播和文化交流，把世界各個國家和人民更密切的聯繫在一起。這些都是大學和其他的教育機構所擔當的積極使命。另外，教育的國際化也可以特指在大學中招收更多的留學生。我是說，當你聽到大學校長說我們有必要提高國際化的比例時，他的真實意思是說我們需要招收更多繳納全額學費的留學生，以此來增加學校的財政收入。
丹尼斯：
你有時還會聽到有人說……說什麼“噢，這傢夥搶了我的飯碗之類的話”。這種說法讓人感覺怪怪的，要知道，我是來澳大利亞讀書的留學生。我們來到這裏，在這工作，也把錢花在你們這裏了，這可是好事啊。經過一些接觸之後，你會漸漸認識和瞭解了很多人，會覺得他們也挺可愛的。
蘇·斯拉梅：
在最近的幾年裏，像來自馬來西亞的丹尼斯這樣的海外自費留學生每年為澳大利亞大學帶來了超過了十億澳元的直接經濟收入。
但是除了單純的金錢外，“國際化”也為澳大利亞年輕一代人學習和掌握跨文化交際技能提供了一個契機。他們結識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接觸了不同的文化，受益匪淺。
霍默·勒格朗教授二十八年前從美國來到澳大利亞，並在澳大利亞的幾所大學裏任過職。他現在是莫納什大學文學院院長。莫納什大學是澳大利亞留學生比例較高的大學之一。
霍默·勒格朗教授：
當然，對於澳大利亞本國學生來說，他們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在國外學習的經歷。但是，由於有大量留學生入讀澳大利亞大學，他們可以接觸有著不同思想、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其他國家的人，這是非常有用和重要的體驗。因此，留學生在很多方面豐富了澳大利亞的教育體制，而不僅僅是增加了學校的財政收入這麼簡單。
（插播音樂：《動感》，選自《行星世界》專輯）
蘇·斯拉梅：
普魯·霍恩參加了被簡稱為“J.E.T”的日本交流和教學項目。由此她發現教育的國際化有助於更好的開展跨文化交流。
普魯·霍恩在日本學習生活了三年之後，現在又是如何理解“國際化”的呢？
普魯·霍恩：
我還是覺得國際化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概念。但是從我的親身經歷，從我在日本的三年經歷和在鄰近國家和地區旅行的體驗來看，我覺得從我的經歷所能得出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對不同的文化和傳統習俗有了更深的瞭解，就是這些差異，我也意識到了這些差異的重要性，以及尊重這些差異的重要性。
蘇·斯拉梅：
澳大利亞政府每年都派出四百名學生參加日本交流和教學項目（亦稱JET），普魯·霍恩就是其中的一名。JET是日本政府在一九八七年啟動的項目，其目的是讓日本人民通過與外國人的接觸，促使日本社會變得更加開放。
普魯·霍恩目前在與澳大利亞大陸隔海相望的塔斯馬尼亞州的塔斯馬尼亞大學“學生旅行辦公室”工作。正是她在日本當“老外”的經歷讓她更加瞭解這些走進她辦公室的留學生需要什麼。
普魯·霍恩：
我現在變得對文化十分敏感。我能很快弄清楚這些留學生來自哪些國家，講什麼語言，什麼樣的文化因素會影響到他們在澳大利亞的學習和生活，他們會如何為人處事，他們說話時的真實含義是什麼。我非常理解那些在澳大利亞的外國人，理解他們心裏的恐慌、恐懼和孤獨。要知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說自己的語言時，會表達流暢，能說會道，大膽自信，自己會照顧自己。而在這裏，他們有時連標誌都看不懂，各種能力一下子退化到了小孩子的水平。但我想說的是，待在澳大利亞和待在日本，這中間有很大的區別。在日本，外國人即使只會說幾個日語詞，日本人也會大加褒賞。如果你用錯了敬語形式，他們也會予以原諒。或者說，你沒說對是因為你僅僅只會最基本的日語，但是你向他們表明你已經非常努力了。表明你已經非常努力對他們來說比完全說對話更為重要。所以，我認為我們澳大利亞人應該在這個方面向日本多學習學習。
蘇·斯拉梅：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那些在澳大利亞學習的年輕的日本留學生，聽聽他們是如何進行自我調整來適應在國外的生活的。
日本留學生：
我的名字叫府阪，來自日本。我在澳大利亞已經三年了。我發現對我來說很難交上澳大利亞朋友，因為我的英語不是很好，但是現在已經不錯了。你要記住不要害怕犯語言錯誤，這可是你的第二語言。多出去走走，結交不同的人，這樣你就有經驗了。
蘇·斯拉梅：
要是留學生能夠更好地融入構成當代澳大利亞社會的不同文化中，他們就更容易適應在澳大利亞的學習和生活。
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留學生是這樣描述自己在墨爾本大學的學習經歷的。
馬來西亞學生：
對我來說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適應這兒的氣候，如何適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功課量以及全新的授課方式。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加起來，壓力就大了，比如除了要習慣不同的口音、教學方法，克服語言障礙，還得適應新環境，結交新朋友。現在可以說我已經對這兒很適應了，我真的很喜歡這裏的生活，墨爾本有著多元的文化，又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這正是我來這兒的初衷。我猜這也正是許多留學生希望畢業後能夠留下來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我們對這兒的人、這兒的生活、文化很習慣了，還有這裏的朋友。我很喜歡這一點，這是個開放型的社會，與我的老家相比更加客觀公平。在這裏，期望值不會那麼高，也就不會感到那麼大的壓力，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兒，不會有人對你指手畫腳，說你古怪。作為社會的一員，你盡可保留自己的特色，這正是我最喜歡的，就這些……。
蘇·斯拉梅：
接下來，讓我們聽聽來自香港的伯納德和納撒尼爾向希望來澳大利亞讀書的海外學生提出的幾點建議。
伯納德：
當然了，對留學生來說，澳大利亞是個學習的好地方，但你們得學會照顧自己，要是還不夠成熟的話，你交朋友時可得慎重，出門在外靠朋友嘛。當然，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可不要猶豫，就去校學生處尋求幫助好了，他們真的很友好。
納撒尼爾：
在學習上也是同樣，你得主動點兒，有困難就自己提出來，不然沒人會主動幫你的。
蘇·斯拉梅：
在澳大利亞的留學生大多來自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下面就請莫納什大學文學院院長霍默·勒格朗給我們講一講，各大學都採取了那些措施幫助留學生儘快適應在澳大利亞的學習與生活。
霍默·勒格朗教授：
也許我不能代表別的大學，但我想莫納什大學在向留學生提供幫助方面還是做得不錯的，我們在留學生來澳大利亞之前給他們郵寄簡報，好讓他們對這裏的情況和最初幾周的安排有所瞭解。此外，我們還舉辦新生入校情況介紹活動，我想所有學校都有這一類的服務，至少我所熟悉的大學都有，會有專職人員為留學生提供語言、學習方面的諮詢和幫助，向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留學生教授英語技能，並介紹一些重要文化差異。我認為這種對文化差異的重視貫穿在了我們文學院的知識體系和教學方法之中。比方說東南亞或北亞的留學生，當然不僅僅是他們，但他們的確不大從不同角度理解和看待某一歷史事件，或者在我自己的教學領域裏，他們不太習慣用不同的理論分析理解某一科學變化。他們所習慣的是獲得答案、記住答案再重復答案的學習模式。這樣評論有點不好，過於簡化了，太簡單化了。但是，這的確是我們在教學中所面臨並要解決的問題。
萊恩：
我在大學學的是英語，這也正是我來這兒的原因，在這兒的日常生活裏能更多地接觸到英語。
蘇·斯拉梅：
這位是埃爾萊恩阿瓦蒂，澳大利亞朋友都叫她萊恩。來自印尼東部的萊恩成功地申請到了澳大利亞政府獎學金。
萊恩，你剛剛提到你的兒子現在也在澳大利亞上學。能給我們講講他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情況以及在當地學校和澳大利亞孩子們一起學習的經歷嗎？來這兒之前，在他看來，澳大利亞一定是個很遙遠的地方，而在這兒的學習生活有沒有改變他對澳大利亞的看法呢？
萊恩：
我還記得他剛來上學的時候，他感到有些意外。有一天他對我說，媽媽，班上的同學上課時不禮貌。我問，怎麼不禮貌啦？他說，他們沒完沒了地提問題，又講話又爭論，還評論老師上課的內容，竟然還能走出教室。於是我就盡力向他解釋，他們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他們國家的文化。後來有一天老師告訴我，我兒子達喀的成績不太好，特別是口語成績，課上發言不積極。事實上達喀在課堂討論時不太發言。我又只好盡力向老師解釋，這就是我們的學習方式，我們學英語就習慣於問答式的教學，你知道，沒人教我們批判地看問題，分析問題或是設身處地地想問題，等等這一些。達喀在這兒學習已經快三年了，耳濡目染間，他對澳大利亞的文化、習慣，尤其是對學校生活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我可以放心讓他自己寫文章了，因為他已經會評論了，而且也試著在班上發言了。
蘇·斯拉梅：
這是來自印尼的埃爾萊恩阿瓦蒂，她獲得了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頒發的獎學金，正在澳大利亞讀書。
社會學家鮑勃·康奈爾曾在澳大利亞、美國、歐洲各大學任教，目前在悉尼大學講授教育學。他希望澳大利亞更多地將教育視為一種“輔助手段”而非一種“商業行為”……
鮑勃·康奈爾：
如果我們把教育定位成交易，那就偏離了文化交流這一主題。還是有很多人願意慷慨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關鍵是我們能否建立有效的機制來實現人們的願望。
蘇·斯拉梅：
現在，教育是澳大利亞的第八大出口產業。
在有些大學，留學生所繳的學費已占學生繳費收入總額的一半以上。
一九八五年，澳大利亞的大學首次獲得許可，可以自主決定留學生的收費標準。諸如西蒙·馬金森教授這些專門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認為，大學經費日益依賴于留學生，而政府也減少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這兩種現象絕非巧合。
西蒙·馬金森：
政府最初先是縮減了教育投入，同時又取消了對留學生的收費限制。各大學得到政府的允許，走出國門招收海外學生，並且只需保證所收學費為完全商業性收費而且不對留學生提供補助，就可自行制定收費標準。招收留學生的人數也沒有限制。由於招收國內學生受到政府教育經費和院校負荷標準等限制，所以招生的人數有一定限額。但對海外學生的招生人數卻沒有限制。這也就為各大學增加收入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窗口，而他們逐步擴大了這個窗口，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收入。自從各大學擴大海外招生以來，留學生人數已經從從一九九零年的大約一萬二千人上升到目前的大約十萬人，而留學生所繳納的費用已經占了大學所收全部費用的十分之一，這種狀況當然使政府能進一步削減教育經費。
蘇·斯拉梅：
澳大利亞政府現在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在縮減教育投入若干年後，是恢復聯邦預算中對大學的投入，還是進一步放鬆管制，讓各大學不僅對海外學生而且對國內學生自行設定收費標準。
下面再來聽聽霍默·勒格朗教授的看法……
霍默·勒格朗教授：
如果是在海外學生中很受歡迎的大學，就很有可能這麼做。比如墨爾本大學，或者是莫納什大學，或者是昆士蘭州州立大學，這些學校的法律專業就能招收到很多的自費學生。當然，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好。
蘇·斯拉梅：
鮑勃·康奈爾教授就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好的。像鮑勃·康奈爾這樣的教育研究人士指出，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前十個地區都集中在悉尼和墨爾本這兩個澳大利亞最大城市的最富裕的郊區。
鮑勃·康奈爾：我們的研究發現，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當然包括來自富裕郊區的孩子，會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大學；而在大學裏，他們又會有更好的機會學習好的專業以在將來得到最體面且收入豐厚的工作。這種在受教育機會上階級間的不平等現象根深蒂固，一直是困擾好幾代澳大利亞人的最大的教育問題之一。
蘇·斯拉梅：不過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在很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這一輩人中，大家都能去念當地的高中，也肯定能夠受到一定的教育；如果智力不錯的話，還能有機會繼續深造讀大學。這種情況發生變化了嗎？
鮑勃·康奈爾：沒有，情況還一樣。我認為我們仍然有相當不錯的中等教育，而且不同社會背景的孩子也能夠受到高等教育。有所改變的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競爭，選學最好的大學專業時面臨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一個人調動家庭和學校資源的能力變得十分重要。另外一個變化與私立學校有關，政府加大了對私立學校的資助力度，媒體也給與了更多支援，這就導致了對公立教育投入的逐步縮減。所以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毫無疑問地擴大了社會差距，尤其是教育體制內的階級之間的差距。所以說，現有體制產生的不平等比從前更為嚴重。
蘇·斯拉梅：
在澳大利亞大城市以外的遼闊鄉村地區，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和取得入學資格一樣，是一大難題。
比爾·賈布林是維多利亞州高爾本河谷大謝伯頓市的市長。該地區位於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東北二百公里處，是一個集約型水果和農產品種植區。
比爾·賈布林：噢，實在是很大的開支……我有兩個女兒都決定不去墨爾本念書。我做了個比較，發現自己真是幸運，一個女兒決定留在這裏，一個要到另一個地區中心去讀書。比較一下這些費用和去墨爾本的費用吧，包括住宿、吃飯，還有各種各樣需要在墨爾本支付的租金和購買東西的費用，供孩子們在二百公里外的墨爾本念書太難了，那實在是筆很大、很大的花銷。
蘇·斯拉梅：
是的。我想留學生也會有同感。他們要從更遠的地方到這裏學習。無論如何，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在一個陌生環境中給自己安個家，對吧？
比爾·賈布林：
確實如此。在我們這兒，沒有定時的公共交通設施。火車倒確實有，可是光單程就要兩個半小時，你總不能為了上一門課每天都來回奔波吧。
蘇·斯拉梅：
大謝伯頓市的鄉村地方政府正牽頭敦促聯邦政府出資在那裏興建一個高等教育中心。他們希望看到中學畢業生能在那裏學到日趨複雜的農產品出口業和食品加工所需要的技能。
比爾·賈布林：
我們這裏是個密集型農業和園藝業地區，一直以來，人們都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學畢業後，馬上就能在果園或農場找到工作，擠牛奶或者修剪果樹。所以整個情況就是，只要你願意，找到幹力氣活兒的工作是沒問題的，但是腦力工作卻沒得到同樣的發展。我們這裏有好幾家澳大利亞最大的食品加工廠，他們聘用各種類型的科學家、化學家、營銷人員、會計師，這些具有高等學歷的人才正是企業發展壯大所需要的。所以，對體力勞動的需求正在減少，而對腦力勞動的需求逐漸增加。我們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另外一點就是，我想，這裏百分之四十二的人口都來自非英語國家，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原住民。這兩部份人都不願意離開這個自己視作家園的地方。所以他們只願意接受本地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而不會到其他地方去。這樣他們就錯過了很多機會。事實上，他們也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要接受高等教育。
科林·伯克：
公平地說，直到現在，我覺得在大學裏讀書的原住民學生大多都屬於我稱之為“再讀生’的情況。他們可能在讀九年級、十年級或八年級時就早早離開學校，工作了大約五年或十年之後，意識到需要深造一下，於是就又到大學裏來讀書。他們這種情況在原住民學生中占的比例最大。
（插播音樂： 選自專輯《行星世界》中的《動感》）
蘇·斯拉梅：
評價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教育狀況，科林·伯克教授是最合適的人選。作為一位原住民教師和學術研究人員，他多次向聯邦政府提交了關於如何提高澳大利亞原住民中學和大學教育成果的報告。
令伯克教授擔憂的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完成了中學學業，而非原住民人口完成中學學業的比例則占到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六。並且，即使在那些確實接受大學教育的原住民學生中也沒有幾個來自偏遠或叢林地區。
科林·伯克：
你會發現大多數澳大利亞原住民大學生都來自大城市或離城市相當近的鄉村地區。他們有較好的機會接受教育，完全沒遇到什麼障礙。而北部或更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卻很少有教育機會，只是在有的情況下會給他們開設專門的課程。南澳州立大學就在彼特間德加若族（Pitjandjara）地區專門開設了現場師資培訓課程，昆士蘭州北部的詹姆斯·庫克大學也開設了這樣的課程，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但是，有些大學的校園離原住民居住區很遠，卻在沒有社區支援的情況下要求學生到學校來學習，我覺得這種做法是注定要失敗的，也沒有得到多少響應，因為當地的原住民沒有幾個掌握了必要的技能和接受了足夠的教育，從而能夠按照澳大利亞南部各大學的要求以正常方式攻讀大學學業。
蘇·斯拉梅：
謝伯頓市提出的“學習中心”建議，對那裏的原住民和少數族群體來說應該是個非常好的消息。
科林·伯克的研究表明，對那些不用離開當地（通常是澳大利亞偏遠的地區）就可以接受教育的原住民學生來說，他們的成功率超過百分之七十，相比之下，在城市大學校園的中接受教育而獲得成功的原住民學生比例僅為百分之五十。
比爾·賈布林的謝伯頓小組正同澳大利亞主要的遠端教育機構“澳大利亞開放大學”合作。該機構的口號是‘教育來到你身邊……’
比爾·賈布林：
我們有靈活方便的教室、視頻鏈結設備和電腦中心以及所有諸如此類的東西，另外我們還想提供一些設備。這樣學生們就能進入大學中心彼此結識與交流，感受到大學生活的氛圍。所以我們會在某些情況下採用傳統的教堂授課方式，然後再採用一些創新的方式，當然也會運用傳統的遠端教學模式。
蘇·斯拉梅：
可以想象，你們也許會有一種反向吸引力，城裏人可能會願意在更輕松的鄉村環境裏學習吧？
比爾·賈布林：
嗯，是的，有些學生甚至會從墨爾本經高速公路趕來，在維多利亞州鄉間的高爾本河之濱的鄉村環境裏住下來，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蘇·斯拉梅：
比爾，那麼留學生呢？
比爾·賈布林：
我們歡迎海外學生到這裏來。我們大謝伯頓城的文化非常多元化，最近有許多中東人移居到這裏，之前有過大批的義大利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土耳其人。除了墨爾本大都市地區外，我們這裏的原住民人口是最多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社區，我們歡迎海外學子來學習。”
（插播音樂：選自專輯《世界節奏》中的《迪吉裏杜管與古箏合奏曲》）
蘇·斯拉梅：
剛剛講話的這位是比爾·賈布林，他是維多利亞州大謝伯頓市的市長。
您正在收聽的是澳大利亞廣播電臺的系列節目“今日澳洲”，我是蘇·斯拉梅。下次節目“面向亞洲”將介紹我們的中學和大學如何努力讓澳大利亞年輕人更加瞭解亞洲，我期待您的參與。
感謝賴安·厄甘提供的技術製作，感謝墨爾本莫納什大學全國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給予的學術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