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澳大利亞人
（插播音樂：《都市世界》，選自專輯《洛基的山脈》）
遊行——孩子和街市喧鬧聲…… “我們從新西蘭來，在這兒已經差不多一年了，我喜歡在澳大利亞定居的各個民族。他們在遊行中的表演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整個社會所作的貢獻……我真的很欣賞這一點。”
蘇·斯拉梅：
嗨，大家好，我是澳洲廣播電臺的蘇·斯拉梅。
現在是 “今日澳洲”系列節目——“澳大利亞人”。
二零零一年澳大利亞慶祝聯邦成立一百周年時，從參加街頭遊行的人群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是當今世界上最具民族多樣性的國家之一。
“澳大利亞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目前占澳大利亞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其餘的澳大利亞人口則來自世界上二百五十個不同的國家。
澳大利亞目前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口，或者說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不是在澳大利亞出生，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則出生在亞洲。
（插播街頭採訪錄音）街道/遊行……“太棒了，太棒了，作為澳大利亞人我十分自豪。今天是慶祝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一百周年的特殊日子，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歡慶這一天，我覺得今天真的不同尋常。”
蘇·斯拉梅：
二十一世紀初，澳大利亞人口中的民族多樣性與一九零一年各殖民地組成聯邦時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時移民中的百分之五十八來自英國，另外還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愛爾蘭移民。
在殖民地時期，除英國移民外的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移民都不怎麼受青睞。一九零一年出臺的《限制移民法案》被打上了“白澳政策”的烙印。根據這項法律的規定，非英語國家的移民須通過一個語言聽寫測試，語種則由政府官員從歐洲語言中任選一個。
這一歧視性測試於一九五八年被廢除，“白澳政策”的最後一絲殘留也在一九七三年被高夫·惠特拉姆領導的聯邦工黨政府清除殆盡……
新聞廣播員：
惠特拉姆先生在菲律賓大學舉行的授予他該校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儀式上發表了演講，他說，“白澳政策”消亡了，澳大利亞對移民的態度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博物館：
（插入錄音）嘟嘟……這裏是墨爾本海關，請選擇一個澳大利亞的歷史時期並扮演當時的簽證官。這是今天的簽證面談清單，請選擇一個申請人……（插入錄音）……嘟嘟
蘇·斯拉梅：
移民博物館就在修繕一新的墨爾本海關大樓舊址裏。
在這裏，遊客可以扮演負責移民事務的官員，根據當時的政策來決定誰可以進入澳大利亞，誰不可以。
莫亞·麥克法齊恩負責一個名為“參與其中”的展覽活動， 她講解了遊客所能看到的……
莫亞·麥克法齊恩：
基本情況是這樣的，遊客走進一個沒有任何標誌物的面談房間，房間顏色是五十年代公共服務部門常用的那種綠色。房間內沒有任何標誌物是因為，事實上那些可供你挑選的面談發生在不同年代，可能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五十年代或是現在。而且，人們進行面談的地點也不同。我們可能讓一位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婦女在墨爾本海關大樓也就是現在的移民博物館接受面談。另一位申請者則在一個沙特阿拉伯難民營的聯合國大蓬車裏面談。還有一對五十年代的英國夫婦在倫敦的澳大利亞辦事處裏接受面談。所以，我們還試圖讓人們想象身處不同的面談地點和時期，我想這樣就有了不同的時空定位。然後人們就在一個舊木桌旁坐下來，屏幕上會出現一個主簽證官，他會告訴你要做什麼和怎樣做。實際上你就是簽證官之一，你可以選擇你所感興趣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後，主簽證官會請你從三個人或三組人中選出一個進行面談。所以選中的人可能會是一個希臘籍家庭、一對英國夫婦或一個年輕的中國學生， 這完全取決於所選面談發生的年代。你選好後，他們就出現在了屏幕上，你就像在和真人打交道一樣。一位簽證官開始發問，聲音從你身後傳出來，使你覺得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因此，這樣做確實有助於人們瞭解有關的政策和面談過程，以及這些政策和過程怎樣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演變，而且也能使人們真正洞悉人類情感和人性方面的因素。
蘇·斯拉梅：
雖然“白澳政策”現在已成為歷史，但參觀移民博物館的遊客和學生們可以通過選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實例，親身體驗限制性移民政策所產生的影響。
博物館：嘟嘟……您將要面談的是來自中國的鄧雯（音）太太。中國傳統的包辦婚姻使她六年前跟隨丈夫來到澳大利亞。為了在澳居留，鄧太太每年都要申請延長有效期為十二個月的豁免簽證。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面談的實景模擬：
“您的姓名？”
“鄧雯。”
“英語說得好嗎？”
“會一點兒。”
“您是哪里人？”
“中國。”
“什麼時候來到澳大利亞的？”
“一九二○年。”
“您的職業是什麼？”
“她沒有工作，只是為丈夫做家務和照顧孩子。”
“她丈夫是做什麼的？”
“她說她丈夫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她的簽證已經獲准過五次延期，為什麼還要重新審核呢？”
“她說因為她丈夫和孩子都在這裏，孩子們出生在這裏，她說現在這裏有她的生活。她想要和他們待在一起。”
博物館：
現在得就鄧雯太太的情況作出最終決定，你會准許她留在澳大利亞嗎？即使“白澳政策”盛行，你也願意再次延長鄧雯夫人的豁免簽證期限嗎？讓我們聽聽面談的情況。
“鄧雯太太，您已經在澳大利亞逗留了六年。上一次是因為你明確表示會回中國，我們才延長了您在澳的期限。很抱歉，這次我們無法繼續延長這個期限。您不能留在澳大利亞了，必須回中國。您的先生必須及早為您做好離開澳大利亞的準備。”
她問，如果她回中國，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她的丈夫和孩子？
“這就要看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是怎麼規定的了。”
“我的孩子！你們讓我回中國去，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麼辦，我的丈夫怎麼辦！”
蘇·斯拉梅：
歡迎光臨移民博物館。剛才您聽到的是該博物館新開設的一個展覽活動的內容。您對剛才聽到的面談有何感想？
外國遊客：
我參加了那個中國女子的面談。她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年。在這期間，澳大利亞政府出臺的政策致使她不能留下跟孩子們在一起。這真讓人難受。她在澳大利亞有孩子，丈夫又是澳大利亞人，為什麼不能讓她留下來呢？這事我一直搞不明白。
蘇·斯拉梅：
先生，您怎麼看？
另一位外國遊客：
我覺得這種模擬面談真不錯，讓我們知道了在面談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同樣我們也瞭解了澳大利亞如何決定移民的去留。是的，我們從中瞭解到很多這方面的情況。
蘇·斯拉梅：
那麼您是澳大利亞公民還是遊客呢？
遊客：
至於我那裏的朋友……
遊客：
我是學生，外國留學生。我剛來這裏兩個月，從柬埔寨來這兒剛兩個月。
蘇·斯拉梅：
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聽說過“白澳政策”？這一政策曾在澳大利亞實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但謝天謝地，現在這項政策已經取消了。你以前聽說過這個政策嗎？
遊客：
我從沒聽說過。我是在面談室裏才知道這個詞的。現在，我也還是不太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真是不好意思……（笑聲）
莫亞·麥克法齊恩館長：
在整個十九世紀，殖民地時期，特別是一九零一年頒佈的《限制移民法案》，都表明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在大行其道。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雖然整個澳大利亞歷史都貫穿著各種各樣限制移民的法律規定，這些律法的確規定了誰可以留下來誰會被拒絕入境，決定著澳大利亞人口構成的特點。但是在同一個時期，針對這些限制性政策的討論和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所以，移民問題一直是澳大利亞政界人士、社團領導人和社團組織關注的話題。在展覽的其它部分中還有不少例子，展現的就是在澳大利亞各個歷史時期中人們對移民問題進行的各種各樣的爭論。十九世紀，應該是十九世紀末，一些中國社團的領袖人物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中國人的問題》。這本小冊子向限制中國人移民到澳大利亞的政策提出了挑戰。你知道，這件事情發生在一百多年前。這樣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對限制性的移民政策進行抨擊。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社團組織是如何影響了移民政策的演變。
蘇·斯拉梅：
在華裔澳大利亞人任市長的城市裏討論華人社區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莫亞·麥克法齊恩：
確實是這樣。中國人在維多利亞州和澳大利亞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取得了成功。他們在淘金熱時大批湧入澳大利亞，而當時，毋庸置疑，澳大利亞出臺了各種特別針對中國人的限制性政策。而這些政策的確影響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二戰期間進入澳大利亞的中國移民人數，但是，來到澳大利亞的移民家庭還是得以生存和壯大。一代一代繁衍生息。隨著二戰後澳大利亞政府對移民限制的放鬆，越來越多的來自亞太地區的人也能夠進入澳大利亞。
蘇·斯拉梅：
您現在收聽的是澳洲廣播電臺的系列節目“今日澳洲”。今天是第九期節目“澳大利亞人”。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約有二百萬移民來到澳大利亞，大多數人來自英國和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
由於勞動力短缺，新移民可以很容易地在製造業找到工作。實際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移民計劃的主要目標就是為澳大利亞工業的發展提供大量勞動力。
與許多歐洲國家針對外來工人的政策不同，澳大利亞政府鼓勵到澳大利亞的移民取得澳大利亞國籍。
戰後，意大利人、希臘人、馬耳他人、克羅地亞人、馬其頓人和土耳其人在澳大利亞的幾個大城市安頓下來。
阿黛爾·莫多洛一家是意大利移民，在實施大規模移民計劃時來到澳大利亞。
阿黛爾·莫多洛：
我來自移民家庭。我的父母那一代人總是說，“我們是為了工作才來這兒的”。的確，他們那代人雖然都在工廠裏做工，但是醫療保健、假期以及工作穩定性方面，他們卻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他們還總說我們幹的都是澳大利亞人不願意幹的活兒。所以在勞動力總數中，移民佔有很高的比例，這就是為什麼澳大利亞對有些國家的移民總是敞開大門。長期以來，移民的到來讓澳大利亞在許多、許多方面受益菲淺，也使澳大利亞文化發生了不少變化，這些都的確證明瞭移民是這個國家的一大筆財富。但是澳大利亞對移民敞開大門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此，真正的原因在於移民提供了勞動力，是產品的生產者、服務的提供者，同時還是消費者。
蘇·斯拉梅：
同阿黛爾·莫多洛一樣出生在澳大利亞的移民後代，是移民下一代中成功的典型。無論在所受教育程度還是收入水平方面，他們都超過了自己的父輩。
維多利亞州擁有澳大利亞最大的製造業基地，阿黛爾是該州移民職業婦女保健中心的負責人。加入該中心的移民婦女均來自非英語國家，情況各不相同……
阿黛爾·莫多洛：
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婦女背景各異，她們來自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來澳大利亞的時間也長短不一。我們去參觀一個工廠的話，會遇到來自比方說前南斯拉夫的婦女，她們已經在這裏待了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還會遇到從中國來的婦女，她們來這兒才不過幾年，來澳之前就獲得了行醫資格，在本國可能是受過正規培訓的醫生，但目前她們的證書還正在認證過程中。這個過程耗時很長，有時甚至沒有結果，她們也就不得不另做打算。
蘇·斯拉梅：
阿黛爾，也許你能給大家講講，對於那些來澳之前就已經獲得專業執業資格的移民，一邊要參加再培訓以取得本地認證，一邊還得維持生計、養家糊口是有多麼不容易。
阿黛爾·莫多洛：
絕對是這樣，說到養家，對於女性來說就更難了。她們可能打算回到學校繼續學習，可同時她們還得養家糊口，她們大多是家裏的經濟支柱。特別是如果夫妻倆人都在工廠上班的話，就只有把兩份工資湊起來才能維持全家的生計。她們又大多到了生育年齡，來澳大利亞的女性一般年齡在二十到三十五歲之間，她們大多屬於這個年齡段，這個年紀正是想要有孩子的時候。所以對於女性來說，她們的就業和求學因此而中斷，有人咬牙堅持下來，最終成功了，也有人不得不另想辦法。
蘇·斯拉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增長速度減慢，製造業也開始裁員。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說法，比如從非英語國家來的移民成本太高，大多來澳移民不太會甚至根本不會說英語，又沒什麼專業技術，很難找到工作……
鮑勃·比勒爾博士：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們實行了較為寬鬆的家庭團聚計劃和技能要求針對性相對較小的移民計劃，這個時期的移民，特別是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移民，他們的英語不好，又沒有澳大利亞專業協會及雇主所認可的專業技能，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經濟嚴重衰退時，他們不得不為生計而苦苦掙扎。
蘇·斯拉梅：
鮑勃·比勒爾博士是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人口和城市研究中心的主任。
鮑勃·比勒爾博士：
後來的歷屆政府，無論是工黨還是聯合政府無不努力地調整了原有的家庭團聚移民計劃和技術移民計劃，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低技能移民入境。
蘇·斯拉梅：
那麼能不能請您談一下目前澳大利亞希望吸引什麼樣的移民呢？
鮑勃·比勒爾博士：
現在技術移民類別的重點主要是吸引那些會英語、有澳大利亞專業協會所認證的資質的年輕移民。如果不符合這些基本條件，申請者連一點機會也沒有，他們的申請根本不會被考慮。在以上要求與限制中，目前尤其優先考慮的是需求量相對較大的專業領域，如護理、計算機、工程、會計等，這些是我們目前接收移民的主要領域。在過去兩、三年裏，重心又進一步轉向了在澳大利亞受過教育的移民。目前一半以上的技術移民實際上是曾在澳大利亞獲得學位的自費留學生，他們大多來自較發達的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以及留學人數日益增多的印度。中國大陸也許是一個例外。我們的遴選制度給予這些留學生加分優惠，這樣確保他們一般在完成學業之後獲得永久居民的地位。”
技術移民計劃個案分析：（音效）嘟嘟……這裏是澳大利亞駐香港總領事館。今年是一九九六年，距香港回歸中國只剩下一年了。你即將面談的是鄧舍玲（音），她申請技術移民到澳大利亞。她的檔案就在你桌上。（音效）嘟嘟……
“鄧舍玲小姐……”
“您好。”
“您帶身份證明了嗎？”
“是的，我按要求帶來了原件。”
“您一九六八年在中國出生？”
“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後來由於父親工作調動搬到了北京，現在住在香港。”
“您在這裏住了多久？”
“一九八七年我從北京大學轉到香港大學，此後一直住在這裏。”
“您都學過什麼課程？”
“我讀的是理科學士學位，一九八九年底計算機學專業畢業。‘六·四’學生運動期間我的兩個兄弟正在墨爾本一所大學讀書。他們已經獲准在澳大利亞定居，成為永久居民了。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和他們團聚。”
“您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在澳大利亞建立新生活期間的各種費用嗎？”
“我會帶兩萬澳元現金和價值一萬兩千澳元的股票，在找到住處前我會住在墨爾本的兄弟們那裏。”
“您的兄弟是做什麼工作的？”
“晨（音）在墨爾本，是會計師。明（音）在巴臘特，開了家小型網頁設計公司。”
（音效）：
嘟嘟：請您對鄧的情況進行一下評估。（音效）嘟嘟
您決定允許鄧前往澳大利亞，因為她是符合技術移民條件的理想人選。（音效）嘟嘟
蘇·斯拉梅：
通過吸引大量移民來促進經濟的增長，是當代澳大利亞所實施的一項長期政策。
儘管波琳·漢森反移民的單一民族黨在一九九六、九七年間曾一度很受歡迎，但現在人們還是普遍認為澳大利亞是個依靠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而且現已發展成了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多元文化主義”是澳大利亞政府為了更好地針對新移民的需要、權利和義務而制定並實施的政策。
但根據巴裏·約克的回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大利亞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但在這個期間，人們根本沒有聽說過多元文化主義這個概念。巴裏他們一家也就是隨著這次移民潮來到了澳大利亞。
巴裏·約克：
作為一個多元文化主義的擁護者，有一點我感到很奇怪，從我的個人經歷來看，在澳大利亞政府正式提倡多元文化主義之前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在澳大利亞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當時我還小，受到了大人的庇護，但我父親回憶起他早年的經歷，他就會有不同的感觸。他覺得澳大利亞的種族歧視還是很嚴重的，即使對於像他這樣的馬耳他人。你必須記住，狹隘的看法和偏見絕不僅僅存在於壞心眼兒的英國後裔中，也並非其他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能做到開明而寬容。我記得曾有一個荷蘭老頭兒，他是一個碼頭工人，每天都從布倫瑞克騎自行車去上班。當黎巴嫩移民來到沙姆洛克街的時候，他就開始焦慮。有一天，他走到我跟前對我說，你知道嗎，如果我們不提高警惕的話，黎巴嫩人就要把沙姆洛克街全部占為己有了。我想跟他說，難道你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十五、二十年前來到這裏的時候，當地居民也是這樣說我們的嗎？由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相互通婚，使得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不同的文化為澳大利亞社會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有些與澳大利亞的主流價值觀或者核心價值觀相抵觸。但即使他們自己不改變，他們的孩子也肯定會改變的。因為通常人人都喜歡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桎梏。當然，在我看來，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一路磕磕絆絆地走過來了，雖然經歷這些改變時偶爾會發生些小摩擦或偶有過激反應，但從長遠來看，當所有的承諾都兌現了的時候，還是會有所成就的。我們從未因為民族問題而出現大規模的暴亂或國家動蕩。”
蘇·斯拉梅：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一些澳大利亞民眾反對政府繼續採取大規模移民政策，他們擔心澳大利亞城市是否有能力接納更多的移民。
鮑伯·比勒爾博士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員指出，現在從亞太地區過來的移民大都集中居住在澳大利亞的大城市裏，特別是悉尼。
每年澳大利亞新移民中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六、七萬新移民都選擇在悉尼定居。
鮑勃·比勒爾博士：
悉尼尤其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諸多不良後果，比如人口密集，基礎設施建設上的鉅資耗費，供水困難，城市空氣質量進一步污染等一系列問題。新移民都傾向于到悉尼去，因此，在反對擴大移民規模的呼聲中，來自新南威爾士政府的聲勢最強也就不足為怪了。
蘇·斯拉梅：
為了滿足新移民社區的需要，澳大利亞道路、橋梁所要承受的額外交通壓力，以及澳大利亞政府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額外投入，就可想而知了。
鮑勃·比勒爾博士：
情況的確如此，並且更重要的是悉尼還是不同文化衝突最激烈的地方。在悉尼，來自亞洲國家和中東地區的移民佔據了很高的比例。特別是穆斯林人口，大約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亞穆斯林都生活在悉尼。他們基本上是一些非技術工人，也不會說英語。在像悉尼這樣的高消費城市，他們便都集中居住在西南部郊區。事實證明，這種集中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因為這些人本來就對適應新環境感到困難重重，他們集中在一起就會使人口密集造成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激化。像這樣的例子，我們見得多了，就像在印度支那人的聚集區卡伯馬塔，毒品泛濫，犯罪猖獗。悉尼穆斯林聚集區也有類似的問題，特別是在如坎特伯雷之類的西郊地區。所以悉尼正是這場移民爭論中的一個焦點。
（插播音樂：安布倫特的《希望》）
蘇·斯拉梅：
鮑伯·比勒爾博士是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人口和城市研究中心的主任。
只要嬰兒出生率持續下降，同時年齡在六十五歲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人口不斷上升，關於什麼是澳大利亞最理想的人口規模以及移民能作什麼貢獻的爭論就將是澳大利亞政治中的一個永恒的問題。
在我們的下一個節目中，我們將播出“澳大利亞文化——地域性和全球性”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這裏是澳洲廣播電臺，我是主持人蘇·斯拉梅。感謝我們的技術總監——賴安·厄甘和我們的學術指導——莫納什大學全國澳大利亞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