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由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学校及机构组成。澳大利亚受教育的人口比率位居世界前列，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成人完成了高等教育。
函授教育和校外教育(external education)不仅包括职业教育和大学学位课程， 还涵盖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各个层次。
二零零零年，澳大利亚各大学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约为二十八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在这些研究领域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最近二十年来，来澳学习的留学生人数显著增长。
融入澳大利亚
然而，置身一种新的文化，适应一种不同的教育体制绝非易事，特别是对于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这样描述她初到墨尔本大学时的感受：
“你要针对这里的气候、文化、功课负担和教学方法作出调整。还要交一些新朋友，这让人感到压力很大。”
蒂姆·彭霍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留学生及学者服务中心
不过，她说现在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而且过得很快乐。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一个国际大都市。 这正是我到这里所要追寻的。 这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同我的国家相比，这里很具有包容性，不会轻易评判别人；我很喜欢这个城市。”
教育商业化
并非人人赞成“教育国际化”的理念。社会学家鲍勃·康奈尔曾执教于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的多所大学，目前是悉尼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他希望澳大利亚将教育视为一种“辅助手段”，而非一种“商业行为”。
“如果我们把教育定位成交易，那就偏离了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慷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有效的机制来实现人们的愿望。”
目前，教育是澳大利亚的第八大出口产业。在有些大学，留学生所缴学费已占学生缴费收入总数的一半以上。
有人欢乐，有人愁
一九八五年，澳大利亚的大学首次获得许可，可以自主决定留学生的收费标准。诸如西蒙·马尔吉森教授这些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认为，大学经费日益依赖于海外学生，而政府也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两种现象绝非巧合。
“一九九零年，澳大利亚大约有一万两千名留学生；而现在，留学生数量增加到约十万名。大学的收入也随之增加。现在学校收到的费用中，每十澳元就有大约一澳元是留学生缴纳的。这必然会导致政府进一步削减教育经费。”
削减教育经费导致公立教育的规模逐渐缩小。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广大内陆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你家住在乡村，要考取并就读于城里的大学，其困难程度不啻于一场战斗。
比尔·贾布尔是维多利亚州高尔本河谷谢伯顿市的市长，这是一个以集约农业和园艺业为主的地区。
“供孩子在二百公里之外的墨尔本上学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十分困难，开销实在太大。没有定时的公共交通设施。火车倒确实有，可是光单程就要两个半小时，你总不能为了上一门课每天都来回奔波吧？”
即使能在城里读书，毕业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需要的或者是想做的工作只有城里才有。
高科技经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人均产量的增速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而通货膨胀率和银行利率却在三十年里一直保持最低水平。
同时，以农业、矿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加速向高科技经济转型。
代表“新兴经济”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开始在悉尼和墨尔本周边居住区蓬勃兴起。
亚历克斯·坤在一家总部设在墨尔本的生产高速光学网络设备的公司工作。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数码时代雇员的典型代表。
“目前，公司正集中全力在亚洲市场推广产品。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些产品面市前帮助他们进行检测，以及负责公司内部的网络运转。”
与他的许多同龄人不同，亚历克斯小时候并没有接触多少电脑。他出生在柬埔寨，在孩提时代与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
“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的选择有限，不是做工，就是务农。而我们这代年轻人能够上大学，而且有希望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信息时代，一切都有可能。”
机会不均
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计算机类和管理类工作岗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但是却很难再找到二战后那些年里为数众多的工厂全日制工作了。
而且，近年来，就业机会的增长点主要是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而不是全职工作和永久性工作。
这对那些想购房以圆其“澳大利亚家园梦”的工人来说，取得银行贷款更是困难重重。墨尔本大学地理学家凯文· 奥康纳认为，目前就业增长情况很不均衡。
“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差不多，待遇差的制造行业都集中在乡镇或小城市里，而真正吃香的工作仍然集中在大城市。”
那些远离大城市、居住在中小城市或农村地区的居民，别无他法，不知如何才能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这些年来，人们目睹了矿产品、羊毛、小麦和牛肉等澳大利亚传统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计算机和电视机等进口产品相比，下降了不少。
这种反差令人瞠目：如今，卖出一吨原煤只能买回两张光盘，而两吨小麦也只能换回一部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