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国际舞台上的澳大利亚
（插播音乐：格伦·米勒和现代乐队的《嘘，这是军事机密》，选自专辑《战时歌声》）
苏·斯拉梅：
大家好，我是苏·斯拉梅，欢迎收听系列节目“今日澳洲”。
今天的节目是“国际舞台上的澳大利亚”，我们将探讨一下二战后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种种因素……
插播战时广播：
我们打断这个节目，插播来自合众社的重要新闻。华盛顿快讯：白宫宣布日本军队偷袭了珍珠港，请别换台，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富兰克林·罗斯福：
日本对马来亚、泰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不宣而战。我们已被卷入这场战争，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页。
苏·斯拉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战机轰炸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被迫卷入二战，从此，澳大利亚与美国和亚洲的接触更加密切。
日本发动突然袭击时，澳大利亚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部署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
英国曾向澳大利亚保证，驻扎在新加坡海军基地的英军将会捍卫大英帝国安全。但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军就向新加坡节节逼近。
温斯顿·丘吉尔：
我的英国同胞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民——你们的安危牵动着我们的心，还有印度和缅甸的挚友，勇敢的荷兰和中国盟友们，以及身在美国的亲友们，今晚，我要对笼罩在这场惨痛的军事失败阴影下的人们说，我们大英帝国打了败仗：新加坡沦陷了。
苏·斯拉梅：
下面有请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戴，他将回顾当时工党领袖约翰·柯廷如何力主澳大利亚实行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因为如果遭遇双面夹击，英国将无法顾及澳大利亚了。
戴维·戴：
防卫问题是一九三七年选举的中心议题。柯廷在选举中打出了国防王牌，认为澳大利亚在国防方面必须依靠自己。但是这种自我保护的政策最终并没有实行。新加坡在柯廷心中的份量依然很重，他对英国仍存有某些幻想。所以，当‘威尔士亲王号’和‘驱逐号’分别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十二月被调到远东时，柯廷认为这就是英国承诺过的远东舰队的先遣队。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英国人正在履行他们的诺言，而这也正是他后来失望之处。后来在十二月珍珠港被袭，紧接着马来亚也遭入侵，这使得他大失所望，不得不转向美国求援。直到那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英国根本不可能对澳大利亚的防务有求必应。
苏·斯拉梅：
戴维·戴在他的《战争的手腕》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对这场战争所作的最坏打算最终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这场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上同时展开。
考虑到日本有可能对马来亚发动进攻，英国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来支援皇家海军，但是这艘航母却没有及时赶到新加坡。
贝内特中将是澳大利亚的战时司令，他曾在一九四五年说，澳大利亚的防务太过于依赖英国及其新加坡的军事基地。
贝内特中将：
新加坡军事基地被视为英国势力在远东的象征，其战略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当英国人得知那仅仅只是一个海军基地，没有任何陆地防御工事时，难怪他们会感到震惊不已。那里竟没有构筑任何抵御北方进攻的工事。日本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从北面发动进攻。记得那天傍晚巡视澳大利亚防线时，我感受到在战斗中我们士兵的内心深处是何等的绝望。他们当时为了遏制敌人的攻势，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最终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这些不幸的士兵成为了我们备战不力的牺牲品。我们应该预见到战争会爆发，但我们却忽略了备战工作，士兵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也必须永远铭记，如果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参战，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损失惨重；事实上，没有他们援助，我们很难打赢这场战争。
苏·斯拉梅：
澳大利亚在国防上不能再对英国抱有幻想，这促使澳大利亚认识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并要加强同美国这一在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强国间的关系。
﹙到了五十年代，“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新美联盟”的崛起，取代了日渐衰落的大英帝国。﹚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宣布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属东印度群岛而独立。这是对澳大利亚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第一次考验，也是影响澳大利亚外交决策的关键事件。
戴维·戈兹沃西：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卷入了一个亚洲国家的重大政治纷争之中，这个国家与澳大利亚近在咫尺。
苏·斯拉梅：
戴维·戈兹沃西教授是《面向北方》一书的编者，这套书共两卷，记录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交往的历史。
戴维·戈兹沃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当时的奇弗利政府深深地卷入了处理印尼民族主义和独立问题的漩涡。到四十年代末，印尼已经独立，而我们卷入印尼问题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它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我们对亚洲的理解。这不仅是我们第一次介入亚洲近邻的事务，而且总体上我们是站在亚洲这一边而不是在欧洲这一边来参与处理这一问题的，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经历。
苏·斯拉梅：
在你看来，是因为这是荷属殖民地，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吗？假如是英属殖民地，你觉得澳大利亚会依然保持这种支持独立的立场吗？
戴维·戈兹沃西：
问得很好，不过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支持英国，就像以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马来半岛爆发独立运动时那样。关键是，当时马来半岛的斗争是反对共产党的叛乱。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来讲，马来亚对我们都十分重要。战后马来亚对我们的重要性和以往一样没有减弱，英国重新部署了一定兵力，驻兵新加坡和马来亚。我们需要马来亚作为我们的安全屏障，来保持和英国的联系。有必要说清楚的是，虽说在四十年代末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但我们是在帮英国，而不仅仅是支持，是在不断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澳大利亚军队实际上一直在全力以赴保卫英国的马来亚。我们知道马来亚要独立，但至少它要按照英国的方式独立，总体上我们赞同这种做法。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强烈支持马来半岛或者后来的新加坡民族主义者，来反对殖民主义。
苏·斯拉梅：
一九六三年，联合国宣布了马来西亚的成立，由马来半岛与三个北婆罗洲地区以及新加坡联合组成。
这一决议激起了邻国印度尼西亚的强烈不满与谴责。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宣布了他针对所谓“新殖民主义结构”的“对抗政策”。
美国不同意由英联邦来负责马来西亚的防卫，因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一个稳定的、非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
因此，当英国寻求澳大利亚的军事支持来保护马来西亚时，澳大利亚便处于两难境地。它想保持对英国的忠诚，但是它又不能确定，一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否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援助。
戴维·戈兹沃西：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的确是第一个实战演习亚洲外交政策的机会，非常微妙，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虽然我们同意在军事上支持英国保护马来西亚，虽然在冲突期间，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军队真的在北婆罗洲出现了对峙，但是我们成功了，灵活机智地化险为夷，成功地维持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这一切可能要归功于当时的外交部长加菲尔德·巴瑞克的个人外交能力。澳大利亚政府是有分工的，我们的首相罗伯特·孟席斯主要负责与英国的关系，还有与美国关系中的一些事务。五十年代我们有像凯西这样的外交部长，六十年代有巴瑞克，他们对亚洲重要事务都比较了解，并竭尽全力促使本国外交在这一地区正常运转。刚刚你还提到了美国，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陷入困境，他们并不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对美国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了越南以及附近的东南亚地区。他们当然还希望西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都能够参加越战，帮助他们。最终我们还是答应了美国加入越战，而英国却断然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想卷进这场战争。尽管早在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约翰逊就对英国首相威尔逊说过一句十分有名的话，那就是‘即使英国派遣的是一个排的风笛手，我们也不在乎，只要在越战中有英国国旗在飘扬就足够了’。然而威尔逊甚至连一队风笛手也不愿意派，但是我们澳大利亚还是同意了派兵。所以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澳大利亚一方面派军队到马来西亚援助英国，与此同时还出兵越南援助美国。
苏·斯拉梅：
一九六六年，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在和美国总统林登·巴恩斯·约翰逊的一次对话中表明了澳大利亚愿意加入越战的态度。
林顿·巴恩斯·约翰逊:
作为一个总理，你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谈到了我们的勇士们在遥远的前线出生入死，你象征性地表示愿与我林顿·巴恩斯·约翰逊一起共度难关。听到你这番话，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新闻。（鼓掌）
苏·斯拉梅：
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参加越战呢？
莫纳什大学的政治历史学家保罗·斯特兰吉奥解释说，这是冷战思维产生的结果。
保罗·斯特兰吉奥：
澳大利亚人总认为亚洲邻国有许多麻烦，尤其是在位于澳大利亚北方的国家里，因为战后那儿的局势动荡不安。他们都是所谓的庞大共产主义阵营的成员，这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要遏制的。对此，澳大利亚也忧心忡忡，担心这个地区会倒退到十九世纪。而且二战后，动乱迭起，中国成为了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的领导下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忧虑更是与日俱增。有麻烦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我们真害怕他们会形成一个铜墙铁壁般的共产主义阵营，因此必须在某个环节上阻止它的形成。于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越南就成了划定分水岭的地方。
苏·斯拉梅：
你是说澳大利亚曾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繁荣富强的美国朋友身上，指望他们为我们提供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屏障？
保罗·斯特兰吉奥：
没错，但事先得说明一下，不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讨好美国，盲目追随美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澳大利亚在非公开的场合积极鼓励美国卷入越战，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的政府坚信，只有让美国介入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的事务才能确保其安全，因此任何能够促使美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军事以及经济利益的事件，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积极支持美国不断介入越南问题。
苏·斯拉梅：
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广播电台的系列节目“今日澳洲”。今天播出的是第十二期——国际舞台上的澳大利亚。
一九七二年，高夫·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这促使澳大利亚最终从越南撤军，并且开始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
保罗·斯特兰吉奥将继续和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保罗·斯特兰吉奥：
一九七一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了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明确指出：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太可能在亚洲大陆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二，亚洲国家和亚太地区在防卫上要更加独立自主。澳大利亚促使美国卷入越战的宗旨是确保该地区的安全，而尼克松却正在打退堂鼓；其次，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日益融洽。惠特拉姆政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执政的，他们审时度势，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开辟了新的方向。这些新方向时常会引起澳大利亚与美国关系的紧张，虽然并不一定是严重的冲突。
苏·斯拉梅：
保罗·斯特兰吉奥来自莫纳什大学，他曾为高夫·惠特拉姆的副总理兼贸易部长吉姆·凯恩斯撰写传记——《信仰守望者》。
一九七一年，高夫·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北京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次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早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和中国就有羊毛和粮食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关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高夫·惠特拉姆再次访问北京……
高夫·惠特拉姆：
在国际关系上，澳大利亚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属于这个地区。我们选择的道路业已畅通，我们也将始终不渝地走下去。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地球另一端的某些特定国家，而是要关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尤其关注那些和我们共享同一环境，存在共同利益，并且能够与我们平等相处的国家。我们将致力于这样一种对外关系：不会因过于重视与某些国家的关系而影响了与自己邻国的正常交往。
苏·斯拉梅：
所以是否是八十年代冷战的结束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迫使澳大利亚将其注意力由“战场”转向“市场”？
戴维·戈兹沃西，请您接着谈谈这一点……
戴维·戈兹沃西：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澳大利亚可能不会对亚洲那么感兴趣。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经济外交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显得异常重要；这与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我们从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看待亚洲截然不同。顷刻之间，世界变得纷繁复杂起来，你得面对全球化，面对由于种种原因而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面对冷战的结束。所有这一切史无前例地让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视野大开，经济和贸易将成为国家交往的重心所在。你可能会简单说，长期以来，冷战思维一直左右着我们对亚洲的看法，亚洲在我们眼里是就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并肩作战，同共产主义国家交锋，尽管我们在西方国家阵营里处于从属位置，我们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员。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战场”开始向“市场”转变，亚洲国家成了我们的贸易伙伴。你可能说，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简单化，但从广义上来说，这种转变已成为事实。即便如此，任何一个政府，不仅仅是澳大利亚政府，或者说澳大利亚现政府，会完全放弃安全和战略上的考虑。在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今天，世界其它地区仍存在武装冲突的危险，我们当然感觉到了安全和战略防御在我们外交政策中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来说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苏·斯拉梅：
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正在美国访问……
总理约翰·霍华德：
“9·11”是决定性的事件。这个事件表明，恐怖分子掌握了骇人听闻且可任其支配的资源和手段，他们能够异常精确地夺走无数的生命。我们曾经相信我们有能力以自由开放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这场袭击的阴谋策划者不仅要粉碎我们的这一信仰，还要摧毁世界经济的基础。所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整个世界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苏·斯拉梅：
虽然澳大利亚举国上下都和总理霍华一样对“9·11”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严厉谴责，但十八个月后，政府追随美英加入伊拉克战争却引起了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澳大利亚人的不安和担忧。
理查德·伍尔科特曾经担任七位澳前总理和十二位前外交部长的顾问，而且在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二年间担任澳外交贸易部秘书长。
理查德·伍尔科特的自传《炙手可热的职位》回顾了澳大利亚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外交政策的变迁，特别是记录了与亚洲的交往。
理查德·伍尔科特担心，澳大利亚政府突然投靠美国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亚洲国家的看法，即澳大利亚是英美在这个地区的前哨，很难与亚洲融洽相处。
理查德·伍尔科特：
我经常在亚洲国家旅行。我觉得亚洲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正以某种方式从贯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与多数东亚国家建立的密切的建设性关系中退出。我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进一步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澳大利亚决定向伊拉克派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派兵了，同时派兵的只有美国自己和英国。这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这也许加深了原先固有的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确实是英美的一个前哨，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无法融洽相处。我认为这非常令人遗憾。另一一个结果也许缺乏事实根据，那就是，有些人认为澳大利亚的作法是一种反伊斯兰行径。
艾利森·布罗诺斯基：
我同意迪克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上司。刚才他谈到的这种亚洲对澳大利亚的印象由来已久，实际上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澳大利亚由于与美国和英国的盟国关系而拒绝参加不结盟运动。在亚洲，这种澳大利亚亲英美的看法被不断强化。可以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让美国军事力量介入亚洲事务。
苏·斯拉梅：
艾利森·布罗诺斯基曾担任外交官，任使馆文化参赞。他撰写的《面孔——亚洲人眼中的澳大利亚》在理查德·伍尔科特的自传发行后不久出版。
艾利森·布罗诺斯基：
“9·11”事件显然对当时身在纽约的霍华德总理震动极大，但是，他并没有必要搬出澳新美联盟条约来，也没有必要告诉美国说，无论结局如何，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尽一切所能，与卑鄙的敌人斗争到底。他其实用不着这样做，澳新美条约并没有对这一类义务作出规定。第二，明确针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游客的巴厘岛爆炸事件，本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取消当时已经作出的出兵伊拉克承诺的绝好良机。我们本可以告诉美国，你们要理解我们现在的艰难处境，我们受到的威胁近在咫尺，情况非常棘手，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危及澳大利亚民众的生命安全，恶化我们与邻国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对美国说，我们可不想背上侵略伊斯兰国家的恶名；因此显而易见，我们不想把一个两千人的小部队派到伊拉克去，反正你也不会因为这个而战败，因为从一开始美国就已经稳操胜券了。迪克实际上曾在其他场合指出过，我们完全可以在必要和合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盟友表明我们的不同意见。
苏·斯拉梅：
我来概括一下，您是否认为澳大利亚巩固与美英等国联盟的决策确实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将来出现类似的情况，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会质疑澳大利亚独立自主地与亚洲交往的能力？
艾利森·布罗诺斯基：
我可以肯定他们会这样怀疑。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向亚洲各国明确表示我们会怎样作，这个信息传达给了本地区的每个国家。在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像新加坡、汉城和东京，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的态度。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却不尽然。当然，对于同一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就澳大利亚的独立性而言，我认为所有的亚洲人肯定都认为我们已经毫无自己的立场可言。事实上我知道在联合国情况的确是这样的，人们会问，嘿，澳大利亚到哪里去了？澳大利亚曾经一度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至少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现在看来，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特点。”
苏·斯拉梅：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前外交官艾利森·布罗诺斯基，著有《面孔——亚洲人眼中的澳大利亚》一书。
在下周的节目中，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将会参与到一个特殊的“问答时段”节目中来。他将在国会大厦外接受一群澳大利亚和美国高中学生的提问，内容是关于“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形势。
（学生提问场面的剪辑片断）
学生：
总理先生，我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
学生：
这是否引起了您在道义上的担忧呢？
学生：
您是否感到应对此负一些责任呢……
学生：
您当时感想如何呢？
学生：
您为什么选择了……
学生：
当时您受到哪些道德问题的困扰呢？
苏·斯拉梅：
下周再见。我是苏·斯拉梅，感谢赖安·厄甘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感谢莫纳什大学全国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提供的学术建议。
